“我每次经过北京的时候都感到不方便，”蒲小元说，“不知道能不能麻烦小彤帮着订个机票什么的。”
小彤就是郑小彤，王天容的儿子。
“没有问题。”王天容说。
当然没有问题。蒲小元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麻烦”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王天容手中的权力无关，只要是与公家利益无关，或者说与她手中的权力无关，那么王天容当然就会说“没有问题”。事实上，这也是领导同志的共性，至少是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的共性。比较廉正的领导同志，最怕身边的人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只要身边的人不打他手中权力的主意，像蒲小元这样给他们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麻烦”，他们反而高兴，因为这样，他们就感觉不欠你的了，或者是不用担心你在其他方面给他添麻烦了。
现在王天容就是这样。所以，王天容不但把儿子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蒲小元，而且还专门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尽可能关照蒲小元姐姐。写完了之后，又觉得不妥，蒲小元喊她大姐，怎么能让儿子喊蒲小元姐姐？于是就想改。
“不用了，”蒲小元说，“他不喊我姐姐喊我什么呀？称呼是不能类推的。”
王天容想想，也是。于是，专门找了一个信封，装起来，交给蒲小元。王天容在把信封交给蒲小元的时候，有点庄重，仿佛是交给了蒲小元一个托付。
王天容好长时间没有写信了。今天写起来，突然找到了与打电话不一样的感觉。她说不出是什么感觉，但是她知道，那是一种似乎有点遥远的包含着母爱的温馨的感觉。
“要不要给小彤带点东西？”蒲小元问。
王天容的眼睛活泛了一下。
“算了，”王天容说，“北京什么都有。再说这么老远你带起来也不方便。”
蒲小元说：“北京虽然什么都有，但是他一个男孩子，哪里想起来去买呀。”
蒲小元这样说就表明她对王天容的家庭情况非常了解，了解到她丈夫是研究美洲历史的，经常在国外，这时候北京的家事实上只有儿子郑小彤一个人在留守。
王天容被说动了，因为蒲小元没有说“这是做母亲的心意”这类的话，而说男孩子生活马虎，想不起来买。这样一说，王天容的大脑里马上就勾勒出了一幅儿子在北京生活一团糟的画面。
“走，”蒲小元说，“我陪您一起去。”
两人来到天虹商场，一顿采购。要不是考虑蒲小元路上确实不方便，王天容差不多就打算把整个商场买下来了。
在商场出口埋单的时候，本来蒲小元站在更方便埋单的位置，要换在平时，她肯定就会把单抢着埋了，但是今天她没有。她没有抢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小气，而是她觉得为儿子买东西是母亲的权力。蒲小元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作为女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的身上还是有与生俱来的母性，所以她对于母亲还是能充分理解的。她不想剥夺王天容作为母亲为儿子买东西的权力。
到了北京，见到郑小彤，蒲小元才发现天王容的儿子生活得比她想像的还要糟糕。首先郑小彤并没有考上正规的本科大学，只是在社科院内部办的一个电视大学的教学点上了三年的电视大学；其次是他现在的工作也不理想，只是在社科院系统下属一个相当于照顾家属子弟性质的家用电器维修部搞电器维修。所以，一看就是不顺心。
但是，北京人就是北京人，即使不富贵，不顺心，也还有一种皇城根脚下八旗子弟固有的豪气和大气。接收了母亲千里迢迢从临港市带来的一大堆慰问品，又扫了一眼母亲写给他的信，郑小彤坚持要请蒲小元出去吃饭。
“可以，”蒲小元说，“你请客，我埋单。”
“凭什么？”
“凭我比你大，”蒲小元说，“凭我比你有钱，凭我是老板。”
比他大自然不用说了，比他有钱也能看出来，但是说到“老板”，郑小彤就不明白了。难道是临港市那边的新说法，说“姐姐”是“老板”？
“你不是我妈同事嘛，什么时候成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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