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秦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秦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秦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不同的高级动物，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一种，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二十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九百人民币也不错，而且秦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萧博儒。
10
在秦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的事也是常有的事。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强xx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强xx”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萧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是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是乘汽车则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就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成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挤到面前一看，才发现自己的重要，如果我不来，这戏还真演不下去了，二比一，怎么演？二的那一方是两个香港人，说着满口白话，大声地指责一个矮矮胖胖活像癞蛤蟆的人。我不知癞蛤蟆犯了什么罪，只觉得他怪可怜，结结巴巴说不出个整话来，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讲的是普通话。这下我找到帮他的充足理由了，我最看不惯富人欺负穷人，特别是香港的富人欺负我们大陆的穷人。我正在想着怎样介入，突然，得势不让人的香港佬掏出一个小牌牌，抵到癞蛤蟆的眼前，那意思他是香港皇家警察，如何如何，眼看癞蛤蟆就要求饶了，我一步跨上前，“啪”地掏出一个小绿本本，举手受中一晃，以比他更高的分贝吼道：“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谁给你的权力在这条路上执行公务的？我怎么不知道？”一句话，把两个香港人镇住了。二位先是一愣，看看我的小本本，继而收起他那个小牌牌，满脸推笑，像汉奸见了日本鬼子。癞蛤蟆见有人挺身而出为其撑腰，顿时来了精神，“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尽管站起来也不高，但胸脯挺得蛮高。癞蛤蟆说了句整话：“他们打翻了我的饮料，不道歉，还要我赔他们衣服。是不是欺人太甚了？”俩香港人说了一堆我半懂不懂的话。我说好了，吵什么吵？他能故意把饮料往你们裤子上倒吗？车上人挤，大家包涵点嘛。香港人还要说什么，我说好了好了，你们走你们的吧。二位不知是真是假的“皇家警察”灰溜溜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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