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走了，我才故意大声说：香港警察有什么了不起？这里也不是香港。
我猜想，周围的大陆人一定觉得很过瘾，我要的就是这效果。
癞蛤蟆很感激我，坚持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说不用了，到了。
我和癞蛤蟆一道走出深圳火车站。他问我去哪里，我说回蛇口。他说顺路，我送送你吧。想着刚才帮了他，有一种有功要受禄的感觉，于是随他上了的士。
刚才我在皇家警察面前亮的那个小本本是我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上学时发的，上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很管用，买票上车都优先，所以我一直带着，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派上用场了。心里一阵窃喜。但这种小本本与“皇家警察”手里的小牌牌一样，事实上是经不起细问的，好在并没有人细问。刚才“皇家警察”没敢细问，现在癞蛤蟆也不好意思细问。癞蛤蟆这时候必恭必敬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台湾宏大公司萧博儒董事长”。
“啊，失敬失敬，原来你是台湾的大老板呀！”
我这时候才发现他与我们大陆人是有点不一样，比如皮带系得很低，将整个肚子突现出来，仿佛是我儿子刚刚学英语，将英文字母“D”字写反了。
“哪里哪里，萧博儒，小企业，做自行车花鼓的。”
人不可惟貌相。自以为聪明过人的我没想到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台湾的大老板看作是癞蛤蟆。此时我觉得应该将错就错，故意装傻，继续扮演所谓的豪爽，我学着邓工的耿直，于是故意“实话实说”：“早知道你是台湾人，而且是大老板，我就不帮你了。”
“好！”萧老板说，“我就喜欢你这豪爽性格。要是不嫌弃，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那我就高攀了？”
“这是缘分。”
“好，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击掌握手，成为朋友。
萧博儒让车上北环，说先去他的工厂看看，吃过饭再送我到蛇口。我说好。既然已经是朋友了，去他工厂看看或者吃顿饭当然是好主意。
萧老板的工厂比恒基差多了。在关外的凤凰冈村，一个不大的小二楼，前后空地用铁皮围成厂房，铁皮房与小二楼容为一体。楼上的一半是写字楼，另一半是女工宿舍，楼下的一半是仓库，另一半与前后铁皮房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个蛮大的车间。后面的铁皮房的一部分隔出一块做男工宿舍。可见，萧老板是个精打细算的人，真正做到了地尽其用。
萧老板给我的整体感觉是不如秦老板有钱，但比秦老板文化高。一问，果然是在加拿大上的大学，回台湾后先是在他姐夫的工厂干了两年，后来申请了青年创业贷款，加上他自己的积蓄和姐夫的支持，好不容易开了这间小厂，目前主要是立足深圳的台资企业，为台湾在深圳的自行车厂生产花鼓。
“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萧博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萧博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才是蛮义气。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前几天又见过萧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萧博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萧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秦晓芸还没告诉我我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秦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萧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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