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不大，比我们学校的小多了，甚至比我们设计院食堂都小，差不多与上山下乡时我们连队食堂一般大，但那时候我们连队在食堂就餐人员只有三十多人，而这里面挤了少说也有三百人，满满的，全部在排队，没人在吃饭。仔细一看，才发现食堂有一个后门，打完饭之后工人从后门出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挤到最后，一步一步地机械地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周围的男男女女不时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得时间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们马上就躲开。个别长相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开之后又对着同伴的耳朵嘀咕了两三秒钟，然后她们一起放声大笑，其中一个还做出要打另一个的样子。我知道她们肯定是在说我，所以尽可能目不斜视，面上露出极微弱地微笑。
快到窗口时，我才看清，员工在这里排队其实只是打菜，每人一荤两素，打完菜后迅速向后门走去，那里有饭和汤，打饭和打汤实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没想到这小小的员工食堂居然还部分实现了共产主义。轮到我时，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一下子竟愣在那里，不知该点什么菜。以前在食堂吃饭，窗口前面都有一块黑板，标明什么什么菜，多少多少价钱，习惯了，今天猛一遇见这么多没名没姓没价钱的菜，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窗口里面的小伙子非常友善地看着我，笑着问：“你是新来的丁主管吧？”尽管他将丁说成是“灯”，但我还是听清了他的意思，赶紧大幅度地点点头，同时心里纳闷：我是主管？主管是什么头衔？管什么？老板还没明确告诉是否录用我，就由食堂的厨工来宣布我的职位，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才真正体现工人(厨工)当家作主。“老板说了，”小伙子说，“你随便点，要吃什么点什么。”
我怕妨碍后面的人，来不及细想，就随便点了三个菜，记得好像是半片红烧猪脚、一条油炸非洲鲫鱼和一份空心菜。这就是秦老板一再向我解释并表示歉意的“相当差”的伙食！说实话，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事实上，如果我在家里有这么“相当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来深圳了。在家里时，院里逢年过节发点荤，我和妻子总是像宝贝一样藏在冷冻柜里，需要改善伙食时，取出来如劈柴一般砍点下来，配点青椒炒个菜，一家四口像过年。当然，好菜也是会买的，比如买条小桂鱼，但那是专门给儿子补钙的，我和妻子是万万动不得的，如果我们要动，那也必须给保姆吃，而那条小鱼还不够保姆一个人吃。
吃着这“相当差”的菜，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这样想着，我的眼前就浮现了儿子吃榨菜的模样。眼泪滴到了碗里。
秦老板说伙食“相当差”是有道理的。秦老板、副经理还有几个香港师傅他们吃小灶，单说那道汤，听说就加了各种参料，比香港的阿二靓汤还地道。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吃的确实是相当相当差。刚才我在秦老板的办公室里等他那段时间，秦老板正在与几个香港师傅交涉。秦老板主张我与他们一起吃小灶，几个香港师傅不同意，理由是：从今往后北方来的师傅越来越多，要是都跟了他们吃小灶怎么办？最后秦老板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我不跟香港人吃小灶，但在工人食堂吃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后来陈秉章告诉我的。
吃过饭，副经理领我去安排宿舍。他们好像不需要对我说“你已经录用了”之类的话，或者是秦老板以为副经理说过了，副经理以为秦老板说过了，结果他们谁也没说，直接安排吃住。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资本主义工厂的员工是包吃包住的，工厂就是家，真正做到以厂为家，全心全意为老板卖命。
宿舍在顶楼。这里的厂房与我印象中的不一样。我从小生长在钢城，后来从事的也是冶金行业，看到的都是大工厂，有很宽广的厂区，有大烟囱，厂区内能跑汽车，甚至有铁路，而现在的这个工厂就只有一栋五层楼，一到五层全是车间，只有二楼的一小部分做办公室(他们叫写字楼)，食堂在下面盖了个临时建筑凑合着，宿舍建在楼顶，用铁皮做的。这种建在楼顶的铁皮屋现在算是违章建筑，一律捣毁了，据说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但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住的。
我被安排和陈秉章住一间。房子很小，上下铺。陈秉章已经占了下铺，我睡上铺。说实话，住的地方比我们设计院差多了，甚至比我在建设兵团时都差。铁皮房，又睡上铺，幸亏是冬季，要是夏天该怎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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