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花鼓？"我问。
"花鼓就是自行车轴皮，固定钢丝用的。"孔祥儒边说边拿起一个给我看。
这东西我当然认识，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年了，但以前并不知道它叫花鼓。
那天晚上孔祥儒请我在西乡的一个餐厅里吃的饭。说是吃饭，其实主要是说话和喝酒。我发现他很能喝酒，一直喝到十一点，我说不行了，我要回去，他坚持要打个的士送我。我觉得他真是蛮讲义气的。
后来，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并将他在台湾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一个月只来深圳两次，我要有事找他就打他台湾的电话。但我没给他打过电话，没事。
我离开恒基公司前几天又见过孔老板一次，他来蛇口找我，又请我喝酒。我要上班，不敢喝多，他一个人喝，他说台湾人都能喝酒，我问为什么，他说应酬。我问怎么应酬，他说一晚上要连喝三次酒那种应酬。
酒多话就多。那天晚上孔祥儒对我说了很多话，主要是他对现在请的这个经理不放心，并说：我这个庙小呀，不然你来帮我就好了。结合我自己面临的实际，很想问一问他提到的那个经理的一些情况，但我当时在恒基公司很有干头，并不想跳槽，所以没敢接话，怕孔老板顺着话请我过去帮他，那样我就很为难了，于是装着没听见。他又问我在这边工资多少，我说三千。那时候赖晓芸还没告诉我我的工资由香港发，否则我准说四千五。
我决定离开恒基后，当场用赖老板办公桌上的电话打给孔老板，一打就通了，我很高兴，对着话筒说："钱不是主要的，干的开心就行，我已决定这边辞工，跟你干。"
"好啊，"他说，"就怕我这边给不了那么高的工资。"
"别谈工资，"我说，"干了再说吧。"
其实我是在耍心眼。我相信，只要我去了，孔老板怎么也不会给我九百块一个月吧？人不都是讲"比较"吗？孔老板认为我在这边拿三千，除非他不要我去，只要要我去，决不会只给九百，给九百不符合比较规则。
"你什么时候能过来？"
"就今天，我已经辞工了。"
没办法，我知道这样太急了不好，有些掉价，但我还真担心今晚就没地方住。我不好意思又回到蒋大哥那里。我更担心孔老板那里夜长梦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不能考虑得太多了。人有时候不能太顾面子，如果我几个月前太顾面子，就不会给蒋大哥打电话求他，如果那样，说不定当天就打道回府了，还能有今天？我发现关键时刻敢于放下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生存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种能力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的，我在设计院时没有这种能力，现在有了。
孔老板愣了一下，说好吧，你过去吧，我给张先生打电话，他会安排你的。
"那地方你还认识吗？"孔老板似乎不放心。
"认识，"我说，"不是凤凰冈吗，我打个的就行了。"
听口气我像是发了财。
是发了财，我刚才结算了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
11
赶到凤凰冈已是傍晚，天几乎黑了。孔老板显然已经打过电话来，但那个让他不放心的台湾人张先生对我并不热情，甚至还怀有敌意。虽如此，但还是按照老板的意思将我安排在他自己的宿舍里。宿舍的条件比恒基强多了，租用本地村民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张先生和他的女朋友住最里面一间，我被安排在了外间，中间还有一间空着。张先生将我安排进房间，并把大门和房门的钥匙交给我，然后就走了，甚至没为我安排晚饭。
床是现成的，我下去自己买了席子和桶，在街上吃了饭，开始新的生活。
人是很能适应环境的，上次我随孔老板来这里时，一点都看不惯凤凰冈这鬼地方。远，在关外，而且是关外一个蛮偏僻的角落，说到底，这里是农村，而蛇口是城市。转念一想，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关我什么事？我是来挣钱的，挣到就好，挣不到就不好，现在既已离开恒基，就别再想蛇口，应该想宏大，想凤凰冈，不管是向前看还是向钱看，都得这么想，这么看。
凤凰冈说是一个村，但随着台湾厂的增多，这里也已经有一条不大不小但挺热闹的街道。街道两旁尽是餐馆、发廊、杂货铺。我在小餐馆吃了一菜一汤，花了十五块，感觉吃的还不如恒基职工食堂里那"相当差"的伙食。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吃饱了。在杂货铺里买了床席子和塑料桶之类的东西，回到宿舍三下两下就收拾停当了。接着就是没事，没电视，又没有任何熟人，才八点多钟，实在不是睡觉的时间，只好又来到街上，想着就当是熟悉周围环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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