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离开那里。当时，我们那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说"一等公民漂洋过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单位年轻人当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国就是去深圳，只有实在没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单位。年轻人当中哪个愿意承认自己是"实在没有本事"的？而出国毕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去深圳就成为当时我们单位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凡是思想有些激进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有这个想法。
我还不是思想最激进的。最激进的早已经来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当时最最想听的话。
那时候我也想过漂洋过海去当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语上狠下了点功夫。我发现学英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过程。当时《美国之音》向中国学习英语的年轻人灌输的一个思想就是"美国是个大熔炉"。美国是不是一个大熔炉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个小熔炉，因为她首先就将章一民给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你"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让我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窟。竟然连顿饭都没请我吃！当我提出要章一民为我先安排个住处时，把他吓傻了，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还算是做事情比较心细的人，当初决定来深圳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章一民这一棵树上吊死，我还留有退路。这个"退路"就是周正平。
我并不认识周正平。不过，我的同事郑工认识。郑工是我们院相对年轻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进的设计院，但我们之间这十年是个断层，所以，我们相距并不遥远。郑工脾气不太好，并且他认为脾气不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经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赏，但自我欣赏多了，别人就不怎么欣赏，如此一来，郑工在院里总体上说就表现为不得志。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两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个好朋友在深圳当大老板。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为那时候我高度关注着有关深圳这边的一切情况。
我开始与郑工套近乎。郑工以前曾搞过一个三相电弧炉改造项目。项目是搞成了，但并没有引起院里的重视，这自然又引发郑工大大地"耿直"一番。那时候我要靠稿费补贴家用，正好写一篇关于钢铁行业节能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把他这个项目重点宣扬了一番。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冶金节能》，郑工的"耿直"发挥到了极点，大声说："这就叫墙里开花墙外香！"
"耿直"够了之后，才发现作者并不在墙外，也在墙里。郑工拉着我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郑工说，周正平夫妇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复杂，"文革"中被整得够呛，连女朋友都差一点儿吹了。郑工家庭出身好，又是班干部，并且很讲义气，在周正平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很大帮助与鼓励。改革开放后，周正平的海外关系反而成了资本，现在由他舅舅投资，在深圳搞了一家钢格板公司，周正平出任总经理，当老板了。成为老板的周正平没有忘记郑工，多次写信或打电话邀请郑工来深圳共谋发展。郑工一直没去，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故意"翘"，他对我说了真心话：等混上高级职称就去。
我等不及高级职称了，我愿意去。耿直的人往往也确实很义气，郑工拍了拍胸脯，说：别的人不敢说，但你老弟的事情我郑某人包了。话虽然这么说，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作了必要的铺垫。具体做法就是在《冶金参考》上赶发了一篇《钢格板占据工程材料新领域》的文章，一方面为周正平做一次免费的广告宣传，卖个人情给他，另一方面也避免他将来以我对钢格板一窍不通来拒绝我。这时候，江苏一个乡镇企业恰好孝敬给我一条红塔山香烟，我立刻充当二传手，借花献佛，拿去孝敬郑工。郑工的老婆看着有人送来高级香烟，顿时觉得自己的丈夫在设计院出人头地了，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带着这个好心情，借着红塔山的天高云淡，郑工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张纸，把我说得无可挑剔。有了这三张纸做尚方宝剑，再加上那篇文章做敲门砖，我有理由踌躇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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