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军与丁有刚后来又谈了什么无人知晓，因为后来他们俩谈话的声音非常低，低到只有他们两个自己能听见。
其实他们俩到底谈了什么已经并不重要，即便南都电信能为南都天安的银行贷款担保，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够办理下来的，因为正像丁有刚自己说的，他不是董事长，即便他是董事长，也还有一个说服其他董事一起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名的问题，考虑到丁有刚要当上董事长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能够搞掂的事情，所以为天安担保也就不可能杂短期内实现。从另一方面说，南都电信是不是能为天安担保对戴向军也已经并不是很重要了，能做更好，不能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毕竟，天安已经不是他戴向军的了，戴向军已经把南都天安整体转让给陈四宝了，万一贷款主体“重组”不成，只要戴向军把南都红楼卖掉，让天佑实业重新变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壳”，那么，即使将来银行来追讨欠款，也只能按担保协议要求陈四宝来承担连带责任，替天佑实业偿还银行贷款了。所以，戴向军的工作重心又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出让“南都红楼”上来了。
“南都红楼”的出让并不顺利。主要是标的太大，找不到合适的买家。而整个“南都红楼”度假村是一个整体，不好分割，所以，更曾添了出手的变数。不过，戴向军是个不服输的人，越是难度大的事情越能激发他的挑战性。他毕竟是做过资本运营的，思路宽阔，想着如果单纯把“南都红楼”度假村当做一个产品出售，这么大的标的，确实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但如果把它当成某个上市公司资本运营的道具，那就简单了。按照这个思路行走，戴向军很快就发现找到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但是，正当他整体出让南都红楼有些眉目的时候，出事了，出大事情了！
陈四宝跑了。
跑得不声不响，跑得无影无踪，和他第一次从南都消失一样，突然从香港消失，消失得就好象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陈四宝这个人一样。
也确实没有这个人。陈四宝早已经是南太平洋岛国的公民，他在那个岛国上的名字肯定不是“陈四宝”。
所不同的是，当年陈四宝从南都消失的时候，还没有忘记把最后一笔利润属于戴向军的部分打到了戴向军的个人帐户上，这一次正好相反，陈四宝消失的时候，一分钱没有给戴向军留下，把他所能卷走的钱财全部卷走了。不仅把香港天安帐户上的资金全部卷走，而且把南都天安帐户上的资金也全部卷走。考虑到陈四宝是专门做“金融服务”生意的，很在行，所以，这些资金和他的人一样，走得干干净净，一点踪迹都没有，查都没有办法查。
直到这个时候，戴向军才发现自己为陈死宝精心设计的陷阱有一个天大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分期付款。由于是分期付款，事实上，陈四宝只支付了很少一点资金，就全面接管了南都天安和香港天安，然后，采用延缓支付甚至延缓发工资以及变卖资产的办法，迅速把天安公司变现掏空，然后资金和人一起消失地无影无踪。如此，真正跳进陷阱里面的就不是陈四宝，而是戴向军自己了。
真是自己挖的陷阱自己跳啊！
更为糟糕的是，陈四宝刚刚消失，有关部门就收到一封检举信，信中揭发关于南都天安的整体转让是非法的，无效的，因为当初在工商管理部门签字的并不是受让方陈四宝本人，而是戴向军单方面找人冒充的。有关部门接到检举信之后，立刻对备案文件签名笔记进行鉴定，果然发现“陈四宝”的签名前后几份文件不一致，不是前面的签字有假，就是最后的签字有假，因此认定股权变更无效，撤消原先的变更，并追究戴向军的相关责任。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陈四宝把南都天安和香港天安全部掏空了，连准备发放的当月工资都没有留下，而这个巨大的窟窿，只能由戴向军来填补。
戴向军慌了。大陆这边还好说，香港那边的人员工资可是一天都不能拖欠的，否则，事情马上就会闹大。考虑到香港回归即在，如果这时候闹出这样的事情来，那就真吃不了兜着走了。
戴向军顾不得脸面了，动用他一切可以动用的关系，紧急筹钱，先解燃眉之急。
按照习惯，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陈四宝，因为陈四宝是他的同乡好兄弟，是他从官场步入商场的引路人，两个人也一直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这时候戴向军在经济上发生危机，当然第一个想到他。但是，想到陈四宝之后，戴向军自己就笑了。苦笑。眼下他的危机正是陈四宝将计就计突然消失才引起的，这个时候他居然还能想到请陈四宝来帮他解围，不是很好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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