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会很刻意地把他们的手感想办法传导到你的手上，让你觉得被你的手抓握住的那个东西手感很好。它们给你的手带来了舒适与惬意，甚至是快感，以至于你会沉湎于这种快感之中。我手里使用的一台OLYMPUS相机，抓在手中时，那种让你舒服的手感，能直浸润到心上。那几个恰到好处的凹痕，避免了那些平整如砖的外壳所有的生硬与僵直。几个手指正好放在这些凹痕里。此时，那些个手指，犹如—个懒洋洋的人见到有弹性*的床、软和而温馨的被子。你的手指就会像春天里的几只小鸟埋在窠里不想出来。
在感叹的那一边，我常禁不住去想中国——
当你去看中国的物品器具时，你就无法拒绝一个强烈的印象：粗制滥造。那些活，总是做得简陋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细也不求漂亮。仿佛，只要有那样—些东西，便也就是制造的目的与终点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住在：三十二楼的四楼。打开水时，要到二十八楼去。宿舍里有四只水壶，其中有两只还是北京产的名牌水壶（我真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品牌），那壶把简直就是块薄铁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犹如抓着一把锋利的刀片。当我从二十八楼将四壶水提到三十二楼四楼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门踢开，立即放下水壶，然后不住地甩着被壶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阵，再去看看那几乎要流出血来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护着。令人伤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壶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从前，锋利如刀。这些制造水壶的人，他们的手难道就失去知觉了吗？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手感都没有了吗？从中关园搬到燕北园之后，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几家瓷器店，竟然没有挑出几只我稍微满意的碗来。且不说那图案几十年来就那么单调的几种，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还不怎么圆，十只碗叠在一起时，总是那么令人揪心地晃荡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时不在意，在刚买回来的一张饭桌上拉来推去的，竟将那崭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来，让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只一只打打磨它们。有些活儿，本应是充满柔性*的活儿，但那些人就是没有轻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让你—阵阵心惊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块梅花表的表蒙子破裂了。去了几家修表店，皆无合适的可换。我只好去自由市场找修表的摊子。我问—个从浙江来的修表的有无梅花表的表蒙子好换，他也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块表，张口就来：“有的。”说罢，他就拉开抽屉，将那一堆表蒙子拿出来—个—个地试。那表蒙子一只一只都糊里糊涂的，使人怀疑那是他用自己捡来的塑料烧化而成。试了十几二十个，也未能找到一只合适的。毫无希望时，他说：“这只可以。”然后像倒煤渣—样将表中—个金属圈倒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子，像掐铁条似的将那金属圈掐断了。我很生气：“你怎么能如此蛮干？”也还很有理：“不掐断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表蒙子就这样被很野蛮地勉强装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块表，因为心里硬觉得它已残废了。我很生气了几天，但我后来却这样想：这种事情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着吗？那些所谓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长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铁砧上用锤子反复地砸长它一点，最后能凑合着杵进去就成。修项链，他就敢用拔铁钉的钳子；修眼镜，他就敢用重磅大锤。修那些脆弱娇气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机一样下得去手。这样—想，也就不生气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却要问：中国人，你能生气吗？——都生气，还不气死？
我不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从何时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国人在过去，其手感绝不是这样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世界仰目。古时的建筑以及种种器物，还有那么多在那儿放着，它们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显示着从前中国人手的能耐、美妙与超凡脱俗。看从前文人的文章——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从前的中国人是极讲究工艺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并有一大群人能做极细腻而深刻的鉴赏。在中国文化里，就有—支对工艺津津乐道、对工艺之美的欣赏达抵禅化境界的一脉，那是—个很高的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境界。不说太远，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丰剥岂、梁实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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