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是坐在了一辆车上，”井云飞看着眼前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幽幽地感叹说，“就由不得自己了。有的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这辆车要驶向哪里……最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在驾驭这辆飞快地奔跑着的车……”
井云飞到底坐在什么车上，以至于使他产生这种可怕的感觉呢？
24.那个年代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在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振奋人心的历史性事件：大城市和南方省份的革命党闹得天翻地覆，什么义和团、同盟会、武装起义、军政府，直至清王朝土崩瓦解——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成立了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法令。根据“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和居住、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等“私权”；宣布男女平等，女子有参政权；解放“贱民”；命令各级官员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买卖人口；革除历代对官员“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男人蓄辫、女人缠足，禁止赌博，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等等。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农历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三）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财产、营业的自由；享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等。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临时约法”对参议院、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等的权限和关系都做了具体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参议院有权对其进行弹劾；法院执行独立审判的原则，不受上级干涉。
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上述原则或者说这场革命在社会层面引起的激烈动荡，都和井云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单纯的商人，和政治没有什么瓜葛。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井云飞的行为作出解释。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复述过英国政治哲学家休谟这样一个观点，大致意思是，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动乱、分裂和毁灭与恢复、稳定和建设之间，总是有一种独特的联结方式，使它们能够经常地发生转换。汤因比把前者称之为“混乱时期”，把后者称之为“统一国家”。
汤因比认为两者之间的转换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出现全面混乱的初期，它在社会发展方面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破坏和毁灭，相反，脱离束缚的社会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难以预计的刺激力和蓬蓬勃勃的活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这将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随着各种各样极端势力兴起，种种无规则、无秩序的混乱现象大规模发生，这个社会就会迅速滑入到标准的动乱、分裂和毁灭的状态之中。这是这个社会“混乱时期”的顶点。到了这个阶段，社会为了保存自己，就会利用各种势力间的平衡制造出一个“统一国家”，就像寄居蟹找到一个藏身的螺壳，让自己龟缩在这个“统一国家”里，哪怕它明明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社会创造力的丧失、精神麻木以及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也在所不惜。当这个“统一国家”耗尽历史积累起来的最后一点遗产，出现新的混乱的时候，历史就会再来一次重演，社会仍旧像前一个回合那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难以预计的刺激力和蓬蓬勃勃的活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
汤因比自信地说：“我们能够从希腊—罗马世界和罗马帝国、从中国的战国时期和中华帝国等等的历史发展中观察到这种规律和模式。”
这是不是说，历史的发展进入到了宿命的轮回之中了？两个时期中间没有一个让人心境平和的时期么？汤因比说，有，但是它是“很难达到，也是很难维持的”。这多少有些让人沮丧。
现在，我仍然用我的方式叙述。
从表面上看，历史是一个又一个轮回，但是你必须注意到在任何一次轮回中它并不是回到了起始的地方——如果形象化地说明这个观点，我们不妨把历史想象为一条河流，它往前走，它总是在千山万壑间穿行，有的时候甚至是回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但是，这不是倒退，它不可能倒退，它总是在前进，不管汤因比描述说历史到了哪一个阶段，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向上来说，它是在前进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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