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春天，大兴安岭的风开始显出温情时，我开始了《北极村童话》的写作。那一年我二十岁，再有三个月即将从大兴安岭师专毕业。在此之前，我曾写过几篇胡编滥造的小说，它们无疑全部失败了。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
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怀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均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我自己对它几乎失去了信心。一九八五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给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他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放在此卷卷首。
《炉火依然》和《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写后一篇时我在哈尔滨已有一间自已的小屋，可以随心所欲地听音乐翻画册。这是我唯一一部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战争对于我来讲已是另一番生活了，我是在音乐和美丽的图画中捕捉战争的神经的。读者看到这个标题肯定想不到它是写战争的，这便是我对和平理解的胜利了。
《岸上的美奴》和《原野上的羊群(2)》是我新近发表的两部中篇，前者发表在《钟山》上，我更看重它。然而它的运气远远不及后者，《原野上的羊群(2)》被多家选刊转载，并且有不少读者来信说喜欢它。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爱的往往夹带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它很难与大片的读者达成和谐与沟通。但这样的作品仍然是值得我个人珍重的，因而毫不犹豫地在筛选中篇时图上了它。也许是因为它篇首的那句题记让我难以割舍吧——给温暖和爱意。
1996年11月
于伟将吉普车开到沙滩上，灰蒙蒙的江水像张旧照片一样出现了。
“快看，前面有条打鱼的船。”于伟说。
按照他所指的方向，果然有条船正单调地摇来，船上的两个男人都衣裳黯淡，仿佛年代久远的无声电影中的两个人。
“真像《日出》中的两个人。”我脱口而出。
“曹禹的那出戏？”于伟漫不经心地问。
“不，是一部美国片。”我心事茫茫地说，“主人公是一男一女，他们常常来到河边幽会。女人划着船，戴着宽檐的大草帽。”我絮絮叨叨地说着，“无声电影表现爱情最为恰当，而且，一定要是黑白片。”
“古典主义情怀。”于伟无聊地按了一下喇叭。
那条船离我们近了一些。他们开始忙忙碌碌地起网。网同江水的颜色是一致的，灰白陈旧。没有闪闪发光的鱼鳞出现，他们的收获是虚空的。
“看来一条鱼也没打着。”我说。
“这种季节怎么会有鱼呢？”于伟说。
深秋了。杨树脱光了叶子，岸边的红毛柳也不再柔软鲜艳。虽然初雪还未来临，但从枯黄的落叶上的白霜以及灰蒙蒙的天色上，完全可以感觉到雪在胚胎中即将孕育成熟的气息。
那条小船载着空落落的网慢慢向回返了。划船的人在船尾东张西望着，而另一个人则缩在船头，怕冷的样子。那船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和于伟再无话了。我们将目光转向岸的另一侧，那有一条残破的挖沙船，岸上支着一个帐篷，几个民工正在挖沙，他们也是衣裳黯淡。一阵风吹过来，我看见江面上有了起伏的波纹，仿佛整条江在发抖。我掀开车门，走向岸左侧的一片芦苇丛。风将我的头发吹得飘起来。我看见芦苇在风中低吟曼舞着，黑色的淤泥上仍然积着一汪汪汛期时残留下的污水。我不能深入到芦苇丛的腹地，只能隔着淤泥与它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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