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
就这样一双清澈见底、天真无邪的眼睛，对你进行着追问。我顿住了，我不敢继续说谎。可又该怎么说呢？生育是如此复杂的成年人的事情，对孩子怎么说得清楚？
这时候，一只黑红相间的大蝴蝶飞进我家窗口，恋恋盘旋于我的一盆金橘。“蝴蝶！”亦池惊叫。我几乎也同时惊叫。我们都惊喜万分，立(3)刻去看蝴蝶。不远处又传来一阵狗吠，亦池又立(3)刻竖起小耳朵，还跟着叫：“汪汪，汪汪！”
忽然间，主题自然变换了。倒是把我愣在了那里——我把孩子的疑问当作千斤重担，却正是孩子四两拨千斤。原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小孩子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只是对自己的存在有好奇感，童话般的好奇，游戏般的好奇，清浅的好奇，且随时可能被更感兴趣的东西所转移或冲淡。三岁小儿有他们自己无比丰富又洁净单纯的小世界，即使成年人板着脸告诉他们生育的真实情况，他们也未见得会怎么样——就像老人告诉年轻人要“珍惜青春”一样，某些年轻人还是不懂珍惜。人是经验动物，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别人再传经送宝都没有用；人又是生理动物，当某个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别人再传经送宝也都没有用——我获得了一点顿悟，放下了。
然后，我蓄积着科学家的勇气，时刻准备着，将来一定客观而坦率地回答孩子发育以后的再次提问。然而，没有出现这个将来。没有什么一本正经的讨论。一把劲儿攒了二十多年，孩子却再也没有问过“我从哪里来”。
不用说，显然她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我才又一次悟到：人是经验动物，是生理动物，同时更是社会动物。逐渐长大的孩子，有她逐渐扩大的社会交往，她会逐渐获得各个年龄段的知识。让我最尴尬的是：我居然一直守株待兔想要硬塞给孩子某些难以启齿的生理知识。
孩子成年以后，尤其当她过了二十岁，开始交往异性朋友，开始谈婚论嫁，开始想象自己生儿育女，“我从哪里来？”这个三岁的疑问，重新冒了出来。这个时候的孩子，也许不再冒失提问，也许假装不感兴趣，也许怕父母难为情而特别回避这个问题。但我知道，她的确在问，也的确想要答案。这是我亲手带大的孩子，我们时时刻刻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我对孩子举止神态的点点滴滴都悉知悉见，我知道她在无声发问。这是与生育生理无关的发问。这次发问直指情感。这才是“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实质：父母为什么要她？她是父母意外的产物还是相爱的结晶？人生盛宴，她是被隆重邀请的贵宾？还是不速之客？
事实上，无论是怎样怀孕的，天下父母心，都同样地爱孩子。有趣的是：恐怕天下孩子，一辈子终究想知道这个答案，比如我自己。因此，将心比心，我愿意，趁现在，我还没有老糊涂，给孩子一个坦诚的答案。孩子的故事，就从序幕开始。尽管在孩子面前坦白自己年轻时候傻乎乎的婚恋，有许多的尴尬，也会重新触痛一些掩埋在岁月深处的创伤，但是，想要告诉孩子她的真实来历，我想我必须勇敢一次。
我的孩子来自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至少在当年，以我当时的感觉与判断，以及我的朋友、同事、同学和熟人们的说法，那的确有点轰轰烈烈。
说起我年轻时候的婚恋，简直觉得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与现在的婚恋仅仅只是道具和词语不同而已。现在的相亲，当年叫对象；现在的结婚成家，当年叫个人问题；现在的早恋，当年叫“那个”。
当年，也就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家家教很严，同时我家大人们已经是屡次“革命”和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家运式微，生怕孩子们闯祸，约束是倍加严厉，平日连乱说乱动都不可以，“那个”就是绝对禁止的了。那个年代，无论大人小孩，如果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是比杀身之祸更为恐怖的，因为你将一辈子都活在整个社会的羞辱之中。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街坊的一个干部，据说官很大，都是科级了。他平时那个威风啊，上下班都穿皮鞋，笔挺笔挺的呢子裤，夹黑色公文包，走路咯噔咯噔的，眼睛从来都不看人，街坊们都会自动闪开，给他让道。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头发散乱了，肩膀松垮了，皮鞋换成破布鞋了，公文包再也没有了，眼睛只敢看地面了，他每天都扛着扫帚、抹布、小桶之类的清洁工具，为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打扫卫生和掏粪。他得久久地候在厕所门口，低声下气地问：“有人吗？”里面没有人了，他才可以进去。街坊都作弄他。“有人吗？”他问了几声都没有人应，可是当他一进厕所，就有女人尖叫着冲出来：“流氓啊——流氓啊——”人们就往他脸上吐唾沫，甩粪土，现场批斗，逼他自打嘴巴子，说“我是流氓，我不要脸，我罪该万死”。不久，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公厕上写了三个大字“打倒毛”，立(3)刻被逮捕，以公开书写反动标语的行为，被判了现行反革命罪，公判大会很快召开，游街以后就被枪毙了。枪毙当天，他爱人喜极而泣，坐在大门口地上，拿菜刀剁砧板，大哭大笑，对街坊邻居大喊大叫：“他可是□□啊，大家都看见他给毙了啊，以后哪个再说流氓，就不要怪我对不起人啊！可怜可怜我的孩子，他们长大要做人的啊！”传说这个科长的作风错误就是：他作为有妇之夫，却被人发现与单位女打字员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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