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去的车上，大毛一直躺在后排。大家以为他在睡觉，可是当我们议论珠海这个城市如何如何好，气候如何如何好，如何静寂，如何小巧，如何适合居住和养老的时候，大毛伸过手来攥住了我的胳膊，用醉鬼那种没轻没重的语气说：你的性格适合珠海呀，你怎么不来珠海！武汉究竟有什么好？我就是想不通武汉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牺牲一切呆下去！
你是不是有病啊？正常的人谁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
柳思思问：大毛你瞎说冷志超，她牺牲了什么？
男人们解围说：大毛今天喝高了。
大家就又谈起别的来了。主要谈怎么挣大钱的问题。车内BP机此起彼伏地响，包括大毛的。大家都捂着嘴巴用手机回电话，也包括大毛。到了城里某个停车场，大毛说有急事。他急急地下了面包车，开上他自己的小车处理他的急事去了。这一次的大毛黑瘦了许多，显得慌慌张张，忙忙碌碌。
在从珠海回到武汉的途中，我思考了这么一个多年没有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呆在武汉？
我想起了我二十岁的那一年，那个油凌的天气，我从汉沙公路上进入了武汉。我的脚被大毛揣在怀里。这情形就是发生在湖北，在武汉。我在武汉读了医学院。我的人生初次地被别人尊重和赏识，我一动不敢动，生怕挪了一个地方，那良好的感觉就破损了。我在妇产科实习接生的第一个女孩子，名叫肖依，她体质不太强壮，时常来看玻她很羞怯，无论如何都要等着我给她看玻一年又一年，我看着她长大。现在肖依弹得一手好钢琴，只要为我弹奏，她就可以发挥得超常。所以在她参加比赛的时候，她的父母是一定要请我到场的。我和肖依的父母成了好朋友。肖依的父亲是华中农学院的副教授，研究无根栽培西红柿。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华农看各种植物，在南湖边散步，或者看书。我和他们在一起，任何时候都没有不安的感觉。与人相处，没有不安的感觉是多么难得啊！这样的朋友在武汉，我还有一两个。我深知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与周边融合的人，一般说来，别人进入不了我，我也没有进入他人的愿望。该死的，可恶的是我对一般人没有愿望！
我是挑剔的，只不过装出不挑剔的样子罢了。在武汉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才慢慢地挑选出自己的两三个好朋友。我不知道如果我换了一个地方，我是否能够从头再来？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遇上我的好朋友。
我不是一个人在武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我的周围，我还有一层层的基矗它们是我的工作，多年的出色工作，以及外界对我的信任和赞赏。那是我在某次会诊会上有力的发言。那是遇上紧急抢救的时候院长在广播里对我急切的呼叫。我们医院食堂的小朴总是偷偷地多给我碗里打一勺子莱。一到半个小时，浴室的老王就要恶狠狠地驱赶所有的人出去以便下一批人进来洗澡，对我却永远网开一面。我治疗过的许多病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认出我并感激地与我打招呼。在有香花的日子里，在我上班途中，总有熟人把最新鲜的白兰花，茉莉花和栀子花塞进我手包。还有黄凯旋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和我谈不了多少话，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你，你碰上了困难也可以找他。如果他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碗就会跟你走。黄凯旋死了，在不该死去的壮年，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实在让你不忍轻易地弃他而去。一旦有朋友长眠在哪块土地上，你对这块土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我又多次地逛过了江汉路，那里有我和大毛惊心动魄的遭遇。那遭遇后来演变成了笑谈。那笑谈点缀着我们平凡的生活。
我也曾多次路过我绝望地等待长途电话的电信局。
现在到处都是电话了，那电信局已成提供回忆往事的地方。你的往事，就矗立在那里，你触手可及，时常引发你的许多感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还在体育馆门口平地摔了一跤，引得旁人捧腹大笑。我的丈夫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寻觅，发现了我并且死死地盯住了我，使我在这个城市里成为了新娘，后来又成为臃肿的孕妇，再后来又恢复了体形。这个城市是我作为女人的见证。我把我的孩子安排在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季节出生，我成功了。而在这一切的深处，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脚步声在向我走近，永远地在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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