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吗？大毛问了之后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问题，接着说：看得出来你很好。比我要好。
我说：你怎么不好呢？
大毛说：我怎么又好呢？
大毛扭转了话题，说：看来你是不会出国居住的了。
大毛又说：我最近在美国买了一栋房子。
我恭喜了他。不管怎么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了房子总归是一件好事。
大毛毫无把握地说：那房子你可以随时去祝你先头摘茄子的样子使我产生了幻想，觉得完全是在我的园子里发生的情景。
我说：谢谢。
大毛认真得有一点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始终？这是我一生中最不理解和最不敢相信的事情！
这是我最无法回答大毛的问题。也许一生一世都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
我慌不择路地把话题转移到了最近在武汉火热上映的美国大片上来，我问：美国人也看《泰坦尼克》吗？
最初大毛好像听不懂似的睃了我一眼。俄而，他明白了。他停下来，点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问我：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美国人看《泰坦尼克》吗？
大毛没有表情地说：也是看疯了。
我追问：你看了吗？
大毛说：我？我当然没有。这么多人都看、都说好的东西想必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通俗故事而已。这是我对一个采访我的记者说过的话，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
我说：大毛，我觉得你可以不喜欢《泰坦尼克》，不去看它，这很正常。如果你就这么平静地如实地告诉记者说我不想看它，那就真的是正常。但是你为什么要对记者下断言说它不是好东西呢？你没有看你就说它不是好东西的根据何在呢？因为大众都说好，那个东西就一定通俗不堪？对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是大家，对吗？你是极少数的精英？
对吗？你要发出和大家不一样的声音，以便引起大家注意，不是吗？其实这不就正好说明，你毫无事实依据地否定某个东西的心理基础纯粹是出于最世俗的动机吗？
大毛看着我，有点发愣。
我也愣了。大毛是难得的稀客啊，我这是在于什么呢？我如此激烈地批评大毛是为什么呢？我是在报复和打击他！我有一点儿明白了。看大毛的样子，他也有一点儿明白。但是为了什么要打击和报复呢？这就又不明确了。为着柳思思抑或为着女人这个性别？为着某种一直盼望却又不希望发生的冒犯？为着突然撕裂了我们之间保存完好的某种默契？为着他生气勃勃大大咧咧地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为着我们骨肉般地相同和仇敌般的不同？
我几乎要哭。我说：对不起，大毛。
大毛摸了摸我的肩头，说：没事。
稍停，大毛平静地说：我们回去吧，湖边的水气太重了。我始终还是受不了武汉的气候。
这一次的谈话是我和大毛相识以来最尖锐也是最失败的一次谈话。我们都感到了流血和疼痛。比流血和疼痛更使我们难受的是彼此话不对茬。
回到房子里以后，大毛活跃多了。他和我丈夫开着男人之间粗鲁而健康的玩笑。他们爬到阁楼上去翻看多年以前的旧报纸。直到我大声地叫他们下来吃饭。这时我认识到：有一定距离的，生疏的，萍水相逢的友谊是多么轻松愉快的，没有责任和负担的友谊埃黄昏来临之前，大毛要走了。原来我是打算了他要住两天的，我甚至已经将客房换上了新的卧具。
散步回来以后，我猜测他不会住下来了，果然就是这样。在大毛豁朗的自由的姿态面前，我和我丈夫的挽留显得庸俗而多余。大毛又刮了胡子，洗了脸，西装穿得很有派。他和我丈夫紧紧地握了一个手，从我家的花园里走了出去。
我丈夫对我说：你去送送大毛。
我跟在大毛的身后送他，送到了花园的篱笆门边。我止步了。我穿着一件松垮的灯芯绒外套，手里端着一杯茶。我想说点什么，可说出来的话，从内容到语气都很像母亲给儿子的，我说：你要多多保重身体埃大毛说：知道的。你也一样。
我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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