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江南春雪这个忽隐忽现的“影子女朋友”垫底，天涯常客竟然也想开了不少。想着作为作家，关键要出作品，不断地出作品，不断地出好作品，甚至是像华裔美国作家哈金最近说的那样出伟大的作品，有朝一日真的成了贾平凹或余秋雨了，还愁找不到老婆吗？而如果自己不努力出好作品，不能成为贾平凹或余秋雨这样的大作家，那么即便碰巧找到了一个像马兰那样的知名美女做老婆，自己能配得上人家吗？能维持长吗？如果真能维持长，那要付多大的代价呀？有多累呀！
天涯常客突然发现问题的根本还是在自己。自己首先要做一个好人，然后才想着去找一个好老婆，如果自己算不上一个好人，即便找到了一个好老婆，也活受罪。
这么想着，天涯常客就把阻力变成了动力，就近乎疯狂地投入到创作当中。
但是，天涯常客没有想到，《有罪释放》还没有完成，他和娃娃头本来就不紧密的关系彻底断了。
天涯常客和娃娃头的关系彻底了断源于一件事，一件大事。
那年秋天，深圳举行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这是一件大事，不仅在深圳是大事，就是在全国，也可以说是一件大事情。
深圳举办文博会，表面上看是一场商业活动，是受成功举办高交会的鼓舞，举办的又一个常设性的大型国际展览会，但是，在天涯常客看来，并不这么简单，她至少还含有另外两层含义。第一，她标志着深圳主导经济的全面转型，由建设特区之初的“三来一补”经济为主逐步转变成以金融、国际贸易、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的新“三加一”为主的新经济，而展览业兼顾贸易和文化两业，理所当然属于未来优先发展的主流经济。这种转变一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全面搞活开放，当初国家赋予深圳的一些特殊优势已经不明显，比如“三来一补”的加工型企业，既可以在深圳搞，也可以在东莞搞，甚至可以跑到长江三角洲搞，所以，深圳必须寻找新的出路，用官方的话说，就是要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但是，随着几年的摸索与实践，现在这种行动已经变成主动行为了，因为实践证明，新“三加一”经济效益更好，更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所以，以前被迫的转变已经逐步变成自觉的行动了。第二，深圳文博会的举办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从官方来说，当然与广东要建立文化大省，深圳要“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有关，但是在天涯常客看来，与“文化平反”也脱不了干系，因为深圳曾经一度被人称为“文化沙漠”，要想“平反”，必须矫枉过正，搞得比其他地方更“文化”。比如在文博会之前，深沪两市都搞了“百架钢琴广场音乐会”，由于上海搞了一百架钢琴，深圳就硬是搞了两百架钢琴，尽管后来有专家评论说深圳的演奏人员平均水平不一定比上海的演奏者高，但起码数量上占了优势，显得比上海“更文化”，现在，文博会也是“更文化”的又一种新体现。
天涯常客不打算袖手旁观，他想参与。为了亲身体验也要积极参与。天涯常客自封自己是“深圳作家”，是专门写深圳故事的，那么，对这样的大事情，尤其是关乎文化本身的大事情，当然不能放过。谁知道就是因为参加这个文博会，让他跟娃娃头的关系来了一个彻底地了断。
天涯常客想参与文博会，但文博会不是他个人想参与就能参与的。天涯常客真实身份是“自由作家”，这种“自由作家”当然是一种好听的说法，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没有正式单位的“失业作家”，怎么参加文博会呢？天涯常客想到了张正中。因为他已经从有关部门打听到，这次文博会尝试新的运作模式，欢迎企业参与，参与运作，也参与受益，而如果张正中的企业参与，那么天涯常客就可以搭便车参与了。
天涯常客对张正中说：这里面有巨大的商机。
张正中不说话，很平等地看着天涯常客，等着他说。
“文化产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天涯常客说，“在美国，文化产业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七，而我们中国目前只占到千分之三，这里面有多大的商业空间呀！”
天涯常客说到这里有点激动，仿佛这多出来的六七个百分点是他的了，或者是他的老朋友张正中的了。
张正中仍然不为所动，笑，还是那样平等的笑。所谓平等的笑，就是同样得志或同样不得志的老同学之间的那种笑，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笑，也不是长辈对晚辈的笑，还不是老板对打工仔的笑，当然，也不是那种老百姓对当官的笑，或当事人对法官的笑，以及报关员对海关官员的笑，更不是歌舞厅小姐对客人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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