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来已久的癖好与我的职业无关，我想，它应该只与我的性情有关。倘若我不是一个作家，我的一生依然会有很多时间处于冥想与回忆之中；恰好写字也是我的一种癖好，而这个写字的癖好，成全、梳理了我的耽于沉湎的性情，使我走向精神的健康。
并不尽然是怀旧主义倾向，往往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的零碎片段，它们没有什么秩序章法地来到脑中，并在此盘桓。更多时候，是一些现实的碰撞在脑中叮当作响，这里面有激情、有愤世、有忧伤、有回想。当我把这些外人听不到的叮当作响的东西，转移并升华到电脑中的纸页上，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仿佛才落了地。
２．江山如此多“焦”（２００６－７－２４）
多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家里曾有过一个钟点服务工叫娇娥，娇娥从四川农村老家来，经人介绍，我们请她来家里做卫生及餐饮服务。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她不会写字，连自己的名字和住址都写不上来。她管北京叫“上边”，却不知道北京位于四川的北方。娇娥将近４０岁，却从没听说过唐山地震和四人帮。但她脑瓜还算灵光，身体好，人也勤快，做得一手好饭菜。
我想，家里肯定不是请学者来探究文化的，也不是请哲学家来清谈世界的，我们不就是要请人来帮我们料理家务吗？于是，便欣然接受下来。
娇娥口音很重，比如，早晨她一来我家里，我会问一声，“今天外边热不热？”
她说，“惹。”（音Ｒｅ，上声，“热”的意思）
倘若我说让她做什么，她会说，“号！”（音Ｈａｏ，去声，“好”的意思）或者说，
“补！”（音Ｂｕ，上声，“不”的意思）
虽然我们互相说着“外语”，但尚可交流。
娇娥极能吃，一顿饭能吃１３个煮鸡蛋，令我叹为观止。她手中的饭勺如同铲土机，须臾之间，一锅米饭和众多菜肴，便席卷一空，坚壁清野到她的胃腹之中。那段时间，我眼看着她浑身的肉如同海绵泡沫一般鼓胀起来，上下颤动。
不到４０岁的娇娥，却已儿孙满堂。她有时候会跟我表达一些她的人物是非观，一些固执的“高见”，而且常常情绪饱满激昂，义愤填膺。
有一天，她说，她的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子拿着一张十元钱在手里玩，玩着玩着就把钱给撕碎了，她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我说你不该打孩子，因为在他眼里钱是没有意义的，跟一张纸一样。对于这样小的孩子，无意识的错误不能算错误。我还建议她以后不要拿钱给孩子玩，钱上细菌最多。
娇娥很气愤的样子，说，我就是要打他！他撕碎的要是一毛钱我就不打他了。他撕碎了十元钱我就是要打他，狠狠地打！娇娥眼中迸射出一缕不易察觉的恶狠狠的光。
我试图说服娇娥，就搬出书里的例子，说，一个孩子主动洗碗，不小心打碎了十只碗；另外有一个孩子，趁母亲不备，偷喝柜子里大人禁止他喝的酒，结果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你说，这两个孩子谁的错误大？
娇娥当机立断回答我，打碎十只碗的孩子错误大。
我依然耐心说，不能这样用数量的多少比较错误的大小。前一个孩子是无意的，而后一个孩子是有意地做不该做的事，所以后一个孩子错误大。
娇娥不服气，认定打碎十只碗比打碎一只碗错误大。
我只好改变一下思路，从事物的性质不同来说服她。
我举例说，假若，你的小孩，你给他１００元出去买东西，结果东西没买回来，他还把钱弄丢了；再假若，你的小孩趁你们不备，从你的钱包里偷了１元钱，你说哪个错误大？
娇娥立刻判断出丢一百元钱错误更大。然后，她做了一个毋庸置疑的手势，强调说，对，就是丢一百元钱错误大！偷一元钱不算什么嘛。
说到这里，我看着她毫无余地、斩钉截铁的表情，哑然无语了！我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不应该有的悲凉的无奈，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
我从来不嫌弃“劳动人民”，我甚至厌恶那种以人的社会地位决定自己的处世姿态的势利之徒。但是，对于娇娥，我一直有一种说不清的心理障碍，使我始终和她是疏远的，一种礼貌的疏远。我敢冒昧地说，人们在成长中后天习来的所有的人文思想与人格的完善，在她身上几近为零，但你又绝对从她身上找不见那种山村里未经雕琢的农妇的纯朴、憨真与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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