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葡萄酒以及日餐的爱好，我与阿瑟是相投的。但对于感官至上的价值观我始终存有保留，依然认为精神活动的参与是聚餐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前几天，看到严歌苓的一个谈话，大意是，我们的传统是非常注重感官的，面对高度的理性享受不太习惯（譬如读书等）。她还举例说，我们的舌头能分辨各种各样的质感，比如海参的质感和海蜇的质感，那种舌头和牙齿相碰撞产生的一瞬间的感觉，我们有发达的感官来区分。我们整个东方更容易沉溺于感官，而西方人则不能体会吃海参海蜇这种没滋味食物的妙趣。
我觉得她说得非常有道理，这使我第一次从感官享受与理性享受这个角度看待问题。
当然，我并不以为这完全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主要还应该算是个体的差异吧。我们中国的哲学向来有“见物思物”、“见物思理”之说，前者也即是阿瑟向往的见鸟说鸟、见花说花、见有形说有形；后者，也即是我向往的见有形思无形之太极，见一物思一物之理，见万物思万物之理，见形下之物，思形上之理。
我想，这大致就是我和阿瑟们在餐桌上的不同“偏好”。
也许是我积年的写作习性，也许是多年的读书生活带给我的理性享受的惯性，我的理性享受的神经变得格外发达，甚至超出了我的感官享受。那么，我也在想，这是否意味着我作为一个感官的人的退化呢？而现实中的嘻哈阿瑟，是否早已谙熟一切、了然于怀，在浑然不觉之中已经抵达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更高境界呢？也未可知。
记得８０年代海子曾写：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样的蕴含精神的“物质”我喜欢，这样的拥有高度的理性参与的“感官”我喜欢。这也是我始终不能完全陶醉于当今的物质主义幸福潮流的重要缘由。
一场人生亦如一场餐宴。倘若把感官和理性围成一个圆的话，那么太多太多的缺失了“理性享受”的感官主义人生，其实是缺失了一半享受的半场人生。
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半场人生正在上演，越来越多的国人正在努力摈弃与文化相关的理性享受，轻装前进，奔向“钱”方。一个不读书的、日渐丧失理性享受的民族，将是丧失个人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民族，将是一个愚昧浅薄的民族，这早晚成为我们国民素质的最重要的隐患。
第一章谁是我
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在这篇小说里我所充当的角色，以及我是谁。
十五年前在我还是个年轻女子的时候。曾被人视为不可救药的冥想症患者。那时候，我势单力薄，不能被人接受和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我像一只迷途的羔羊，胆怯而沉默。记得，我常常关上房门，并且插上门闩，我很怕别人忽然闯进来，看到我呆呆的胡思乱想的模样。我不能够像许多人那样，轻松自如地面对一个自己之外的什么人。任何别人都会使我产生压力和紧迫。有时候，我表面装作轻松，但我心里早已倦累不堪。所以我总是躲开人群，不与别人相处，害怕总是处不好。
我知道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那时候，我总是喜欢侧身斜躺在软床上，一线隆冬或者盛夏的麦黄色阳光鬼鬼祟祟地从窗幔缝隙溜进来，抹在我充满预感的脸颊上和大大张开却不动声色的眼孔里。我不喜欢被任何一种强烈的光线照耀的感觉，它使我内心慌乱，觉得自己正毕露于世，或者正被什么东西所窥视，所剥夺，仿佛那一种照耀会穿过无孔不入的皮肤侵略到身体里羸弱的天性中来。
据我所出生的白羊座和春天的第一星座说，此时出生的人，她的信念坚定得像西班牙修女圣泰雷丝·阿维拉。在我身上，这些懦弱恐惧又坚韧刚毅的互为矛盾的品质，和谐地融为一体，流淌在我的血液中。正像我的思想，在庞大的精神领域里深邃成熟，而在粗浅的现实面前往往却天真幼稚，它们分裂又融洽地混合为一体。那时候，我每天总是长时间地沉溺在预感当中，沉思默想的习性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日常生活。比如，我常常想，为什么身边的人可以理解爱伦·坡、博尔赫斯、里尔克以及卡夫卡。我想，大概是因为这几个人并不生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假如他们生活在我们身边，肯定也同样会遭到一些人们的排斥。这就是人类的局限之一。所以，“远离”实在是个好办法。冥冥之中，我预感到不远的一次什么事故中，我会忽然离开我生活已久的城市，到一个安全的不为人所知的小地方隐居寄生，不必再为自己与外部的关系问题而苦恼。后来，不出一年时间，这预感果然灵验。大概是心向往之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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