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园惊梦》小说改编成戏剧，却也经过一番曲折，小说是老早(一九六六年)就写好了，可是总也没想到有一天会搬上舞台。那还得靠香港大学黄清霞教授的异想天开，一九七九年她竟按照小说原有的形式把《游》剧用粤语演了出来，在香港艺术中心由“海豹剧团”演了两场。那次我完全没有参加制作，剧本也不是我改编的，纯粹看戏，首度“惊梦”，倒也赏心乐事。女主角钱夫人由港大讲师何漪涟饰演，这位蓝田玉粤语发音，几段独白念得铿锵有致，导演手法新颖，观众反应热烈，演出相当成功。
香港版《游》剧演出给了我不少启示，使我相信《游园惊梦》这篇小说改编戏剧确有可能，于是便有了一九八二年台北版《游园惊梦》舞台剧的制作，那次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十场演出，盛况空前，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经验之一。我记得演到第六天的时候，台风来袭，临晚倾盆大雨，而观众看戏的热情丝毫不为风雨所阻，千多把雨伞蜂拥而至，国父纪念馆内连走廊上都坐满了人，那种景况，令人难忘。而演员们一个个在舞台上光芒四射，人保戏，台北版《游》剧的成功，演员们的功劳与努力是重要因素。当然，舞台设计、灯光、音乐、服装等也集合了台湾艺术界的一时之选。我跟着演员们排练了一个多月，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辛勤。我深深体验到舞台实在是演员最严厉的考场，而那次在国父纪念馆，《游》剧的演员们的确创下了一次超水准的演出纪录。卢燕、胡锦、归亚蕾、钱璐、曹健以及多位资深演员，我为他们精湛的演技而感动。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舞台剧的制作，而且一出手便是这么复杂的一出大戏，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台湾制作话剧的环境不佳尚在其次，我们所受到各方的阻碍及压力之大，难以想像。幸亏制作单位“新象”的樊曼侬、许博允对艺术追求无比狂热，不畏艰险，而且我们福星高照，有一群朋友、长辈以及有心人始终从旁协助，给予我们“经援”，替我们纾困解危，让我们安全过关。如果没有他们慷慨相助，我们纵有满腔热忱，也无济于事。由于制作这出戏，我对人生的体味又深了一层，学到能够分辨真正友谊的可贵。二度《惊梦》，虽然险阻重重，但由于台上台下一百多位工作人员的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终于把《游》剧圆满的搬上了舞台。那几个月，我跟那一群艺术家在一起不分昼夜甘苦与共，感到生活过得异常充实，多年后，每次我遇到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大家总还情不自禁，要追念一下当年《游园》的姹紫嫣红。
本来我以为像《游》剧那样庞大的一出戏，一时不可能再搬上舞台的了，没想到中国大陆戏剧界一些有心人士原来对我们八二年台北演出相当注意。《游》剧的剧本大陆老早已经出版了。去年我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临走的前两天，却遇见了上海青年话剧团胡伟民导演，他去找我，就是要谈论把《游》剧搬上大陆舞台的可能。胡伟民我并不陌生，因为他曾经把我的一篇小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改编成电视剧放映过，而且我也了解胡伟民是大陆中年一代最有探索精神的话剧导演之一。胡伟民导演过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萨特的《肮脏的手》，并且也导过中国的前卫剧《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此剧在上海上演颇为轰动。同时胡伟民对中国传统戏曲也有浓厚兴趣及深入研究，他曾导演过越剧《第十二夜》、桂剧《泥马泪》，以及川剧《红楼惊梦》。那天下午我们交谈之下，发觉彼此对中国舞台艺术的看法非常接近。我们认为当今中国话剧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转化到现代舞台上。胡伟民以为《游园惊梦》这个剧本，正可以拿来作一个实验。因为《游》剧须采用大量京昆的歌舞以及虚拟表演方式，又因有大段意识流的独白，可以发挥现代舞台的种种功效，将传统融入现代，胡伟民觉得《游》剧大有可为。
当然，那次只是一个构想，可是胡伟民导演竟着手筹备起来，大半年后今年二月《游》剧工作组终于在广州成立。这个工作组是胡伟民的大手笔，他把上海及广州一批戏剧界的菁英组合在一起，共襄盛举。首先要解决女主角这个难题，因为《游剧》是出考演员的戏，尤其是女主角钱夫人戏份特重，必须精通昆曲，而且气度又要雍容华贵。台北演出，我们很幸运请到了卢燕，这次胡伟民也很幸运把上海昆剧团团长名演员华文漪请了出来担纲。我看过华文漪的昆曲《长生殿》，她精湛的演技，我十分钦佩，而她的风度又高雅，由她饰演蓝田玉钱夫人，这次《游》剧的成功率已经占了一半。更难得的是昆曲大师俞振飞以八十七高龄竟也肯出山，担任《游》剧昆曲顾问。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是戏剧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文学顾问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教授、舞台设计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周本义、灯光设计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灯光教研室主任金长烈、编舞上海舞剧院院长李晓筠、作曲上影制片厂作曲家金复载。这次演出单位虽然是广州话剧团，事实上是由“上昆”、“上海青话”，以及广东其他剧团联合演出，声势倒是相当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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