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了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仑。’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的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钉，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
吴柱国也讪讪的笑了起来。“我倒是跟他们提起：贾宜生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陈雄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贾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余教授坐下来，喟然叹道。“不知他那本《中国思想史》写完了没有？”吴柱国关怀的问道。“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写到宋明理学，而且——”余教授皱起眉头说，“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现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哦？”吴柱国惊异道，“他竟是这样的——”余教授和吴柱国相对坐着，渐渐默然起来。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国——”过了半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的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钦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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