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上班晚到了一点。
同办公室的人对我说：“山里一个农民来找你，说是你同乡。”“他说什么？”“他让我告诉你嘎洛死了。”我就这样踏上了我的回故乡之路。他在城外的停车场等我，簇新的卡车满载止咳糖浆和其他药品。
“我觉得你要来。”绛措说。
“要来的。”我说。
“老站着干什么？上车吧。”卡车疯狂地疾驰，途中有一两次我们下来对着轮胎小便，看到一些糖浆瓶子被震碎了，糖浆渗出了车厢板缝。
绛措突然笑了，说：“记得你偷过学校医务室的这种东西。”我眺望远处如烟似雾的山峦，没有作声。
绛措也自觉失言，伸手在车厢板上蘸了一点糖浆，用舌头舔舔：“好甜。”我也蘸了一点，感到混在其中的泥沙在牙齿间吱吱作响。卡车启动许久，那些沙尘依然还在齿缝中间。我想起嗜食火灰的他父亲。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岩石和他手中的方向盘以及踏在油门上的熟牛皮靴是同一种颜色。我们直入岷山腹地，时间被排挡和心情调节着速度，以好几种不同的节奏向后倒流。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仿佛不是机器推动我们前行，而像是置身于另一种空间状态，时间发出尖利的啸声，倒着流淌使人心悸目眩。
直到已经眺望见这篇东西开始时描绘过的那片庄稼地，绛措才叹了口气。
“唉，我阿爸。”那些熟透的麦子还没有开镰。阳光金黄，风中满含麦香。见不到人影，只从几团树影下传来驱赶雀鸟的哐哐的铜锣声响。
这种声响仍像我童年时听到的一样单调而又明亮，周而复始。幸好，刚刚发生过一点事情，嘎洛死在了庄稼地里，才不致叫人产生时间老是在月相的十二次盈蚀中兜着圆圈的感觉。
我们去新垒的坟前凭吊嘎洛。
“我们赶到地里，他已经睡了大半天了，他说了句什么，好像是说：老家。可我们不知道，他生前没告诉过我们。”“我晓得，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
那枚手榴弹掀翻了舒适的炕床。嘎洛死里逃生，但记忆却残缺不全了。
他十分条理地叙述了负伤后在草原上的流浪生活。讲到兴头上，一把揩去瞎眼中淌下的一泫清泪，试图把残缺的记忆拼凑完整。他讲到稻田，稻田里的泥浆，江边的夜行人用竹篾扎成的火把如何饱蘸了桐油……胡言谵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一把打草的镰刀和一条冰凉的蛇。这使人联想到他少年时替人佣工时的一次可怕的经历。然后他还要讲到夜里喷吐火舌的机关枪，浮桥，马腿和飞机的肚皮（“白得就像鱼的肚皮，样子也一样。”），死伤者流在地上的或捧在自己手中的肠子。谁也不曾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至少在我故乡的人们是如此。但是嘎洛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无法说出与之相关的人名、地名与年月，缺乏时空框架和必要的人证。嘎洛无法恢复自己作为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农民战士的形象。
土改时期，工作组知道了他是流落的红军，找他询问情况，据说这样的询问就像审讯一样。
“你坐下嘛，你可以坐下。”工作组长说。
“我坐。”“你真的是红军？”“是。”“几方面军？”“几……方面军？”嘎洛没瞎的右眼大睁开来，瞎眼里也急出了泪水。他的头用劲后仰，后仰，但他确实明白不过来那句话有什么意思。
“怎么叫嘎洛，叫藏族名字？”“我眼睛瞎了，嘎洛就是瞎子。我打那炕上醒过来就晓得眼睛要不得了。后来人家说不抹灰就好了，但不抹灰早生蛆了，我这腰上，这里就……”“汉名？”“我哥哥知道，他带我参加的。”“你哥哥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手榴弹一炸就想不起来了。不然是想得起的。”邻近某村的一个孤苦女人从墙缝里掏出了苏维埃政府用布印成的票子，说出了部队番号和营连指挥员的名字，就被接到疗养所去了。
嘎洛自然还是得到了好处，成为我们村里第一个中共党员，后来又当上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公社化后成为大队长。
而他的记忆逐渐恢复是在那条宽窄不一的机耕道把各村和公路连接起来的时候。这里不说村民们没有看见机械行驶，不说道路又渐渐被疯长的野草掩埋、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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