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循着机耕道进山的是两个汉族木匠。他们给各家各户做口小肚大的木桶，然后又做木盆、木瓢。正是那个年轻木匠帮他恢复了对一个遥远地方的记忆。事情经过是这样：一个娇纵的姑娘逼着家人一气打了六只木桶，她交替用六只木桶背水。用到第六只，第一只已经因干燥出现了罅隙。姑娘把年轻木匠叫来修整：“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看着姑娘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一点也不敢吭声。
第二天，那件事情就在村中传开了。
会计问：“我们色尔古地方好吗？”木匠说：“好，可也还有好的地方……”“你说哪里？”“我们通南巴，穷，也是好地方。”他话没说完，就被姑娘的哥哥抬手两耳光：“臭木匠，敢看不起我们的地方。”人们拳脚交加，木匠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但站在旁边的嘎洛却充耳不闻。他举起双手，大张的嘴巴很久才发出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的声音：“通南巴！通南巴！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在那里参加红军的。”他叫来大女儿嘉央，让她把这三个字记在一个精致的日记本上。
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以后他再也没有忘记过这个名字。
嘎洛的记忆渐渐有了一个大致轮廓。
这主要是依靠政治学习念的报纸和文件上念到的一些人名地名来恢复的。譬如张国焘、徐向前，譬如一、四方面军会师地小金达维。尤其是这后一个地方，和我们村子只相隔一座常年积雪的山峰，并不时有人在夏天穿过山口互相来往。要不是那个和我们村同样偏僻的村子的名字出现在印刷品上，并被人郑重其事地将其从符号转换成声音，嘎洛绝对不会把这个早已熟知的地名和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联系起来。这样，许多细节的回忆在他脑子中，像空空畜栏里的草一样疯长起来。他清楚记起了会师地周围的山坡、流水的方向和水流上的小桥。这些都和我们在有关长征的展览中看到的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后来，学校老师领着我们一群小学生翻遍报纸杂志上正派反派人物的名字，以及正派反派人物同时登场的地方的名字，年代的名字，也无法为嘎洛确凿证明他的红军身份。
要证明自己是红军，他必须说出连排长之类基层指挥员的名字。但报纸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使他记忆复活。
他摇摇晃晃走出那土屋。那些准备把房子付之一炬的人们默默地给他让开一条道路。
后来他女儿嘉央说这是通往死亡沼泽的道路；那险恶沼泽看起来是个开满金黄花朵的美丽草滩；那堵人墙裂开，是蓄意把一个红色战士导向死亡的险恶阴谋；他们的眼光像野蜂的毒刺；等等。当然这是以后的说法，是嘎洛的女儿想争做工农兵大学生时的说法。
嘎洛印象中的那些交错晃动的人脸，确实像岩石一样，他们的眼光充满敌意。嘎洛穿过人墙，再没有回头。他伏在河边饱饮清水，然后带着满肚子水响爬上一座小小的山丘。这时，红云万朵，夕阳无比辉煌，那座土屋已被烧光，断墙成为赭红色，烧焦的木柱上升起袅袅的淡蓝轻烟。
再远处，寺院的金顶闪烁光芒。牛角号长鸣。路上有人往来蹒跚。这是些到泉边取水的姑娘和对着太阳祷告的老人。战火已经平息，人们又回到了村庄。嘎洛贪婪地呼吸空气中炊烟的芬芳。
他感到饥饿难忍，嘎洛甚至希望伤口疼痛得更为厉害，以便使他忘记饥饿。他睡着了，仍然梦见自己绽开的伤口。
醒来时，他在身边发现了一袋糌粑、一只木碗、一撮盐和几块奶酪。他注意到草丛中有人来去的踪迹。太阳渐渐升高，把草上的露水蒸发干了。他不再想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了，开始一心一意对付奶酪和伤痛。
又一个黄昏降临，轻柔无声，像落下一块深色的柔软丝绸。
一个人的身影背衬星光出现在对面一座小山丘上。嘎洛想这好心人给自己送来了食物，他向那人靠近。那人却又攀上另一座丘顶。这时，月亮起来了。那人又到了一片小树林边。后来他才知道，方圆几十里内的草原上唯有这片小树林中那几株巨大的老杉树可以遮雨挡风，而他又必须在野外藏身。嘎洛到达小树林边缘时，只是嗅到淡淡的酒草味道，听到一串远去的马蹄声，看见那人还留在那里一只火镰和许多火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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