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北方很像中国的华北，连麦田里的槐树都像，白濛濛的暑热也像，北面的阿尔卑斯山余脉几乎就是燕山。波河平原和丘陵上散落着村镇，村镇里都有教堂。河北的霸县、静海一直到山东，也是这样，常常可以看见教堂。
两个小时，已经到了克雷莫纳城。我年初到这里在斯台方诺先生(StefanoConia)的工作坊里订了一把阿玛蒂型的琴。
我喜欢阿玛蒂型的琴，因为它的造型古典味道更浓，底板面板凸出像古典绘画中女人的小腹，琴肩圆，小而丰满，音量不大但是纯静无火气。瓜纳利(Guarnerius)、斯特拉地瓦利(Stradivari)型的琴的声音都有暴力倾向，现代的演奏基本上使用斯特拉地瓦利型的琴，配用钢弦，我们听惯了，只觉得它们音量大、响亮。耳朵习惯了暴力，反而对温和的音色会莫名其妙。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音乐中的暴力倾向越来越重。据肖邦同时代的人说，肖邦弹琴的最大音量，是中强(mf)，而我们现在从演奏会得来的印象则肖邦是在大声说话。
就像机器工业的兴起，使手工业衰落，一般人知觉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需要刺激的量，对于质地反而隔膜了。辣椒会越吃越要更辣的，“辣”变成了意义，辣椒不重要了，于是才会崇拜“合成”物。
但是我们情感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并没有增加，似乎也没减少，就像楼可以盖得越来高，人的身体却没有成比例增加。衣服的料子越来越工业化，人的肉身却还没有机器能够生产，还需要靠一路过来的“手工业”，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斯台方诺先生拿出手工制造的阿玛蒂，有一种奇异的木质香味。
我年初特意到克雷莫纳来，有朝圣的意思。这个小城我一直记在心中，没有想到会真地在这个小城里游荡。克雷莫纳的早晨很安静，钟声洪亮，一只狗没有声音地跑过广场，一个男人穿过广场的时候用手扶了一下帽子。小城里还有一个令人惊奇的漫画图书馆，图书馆的厕所里，有一个白瓷盆嵌在地里，供蹲下来使用。
市政府在广场边上古老的宫殿里，里面有一间屋子藏着五把国宝级的小提琴，那天我听了一位先生拉那把一七一五年名字叫“克雷莫纳人”的斯特拉地瓦利琴，这把琴曾属于过匈牙利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我听的时候脑子里一片……如果现在有人引你到一间屋子里，突然发现列奥纳多·达·芬奇正在里面画画，你的感觉怎样？
和朋友在小城里转，走到斯台方诺的作坊里来。作坊附近的一座楼的墙上，写着令人生疑的“斯特拉地瓦利故居”。说实在，那座楼式样很新，也许是翻盖的。
我很喜欢斯台方诺的小铺子，三张厚木工作台，墙上挂满工具和夹具，房沿下吊着上好漆的琴。斯台方诺先生还在提琴学院教课没回来，他的儿子俯在工作台上做一把琴，说他就要服兵役了。门口挂着一条中国学生送的字“心静自然凉”，多谢不是“难得糊涂”。
斯台方诺先生把琴给我装好，又请我们到小街对面的店里喝咖啡，我当然要的是茶。
我问他儿子去当兵了吗？他说去了。
我和Luigi、乔万娜在馆子里吃过披萨，开车回维琴察。
Luigi会突然地唱歌，他会唱很多歌。他也是突然问我去乔万娜乡下的家好不好，我说好啊。
于是在接近维琴察时下高速公路折向北面山上。
山很高，但也许是云太低了，最后几乎是在云雾里走，开始下雨。
乔万娜家的村子Fochesati只有四户人家，乔万娜的妈妈星期天从维琴察回到这里来侍弄一下地里种的东西。我和Luigi从外面抱回木柴，在壁炉里生火。我的生火技术很好，如果没有火柴，照样可以把火生起来，我在云南学会了钻木取火一类的方法。
这个家是一个非常小的三层楼，楼上有高高的双人床，床搞得这么高大概是为了在床下放东西。地板年代久远，踩上去嘎嘎响。剥了皮的细树枝做楼梯的扶手。
火在壁炉里烧得很旺，于是商议晚上吃什么，之后去山坡下收来一些土豆，又去山坡上摘来各种青菜。回来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一辆货郎车，卖些油盐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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