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酗酒的问题困扰了李霄峰很久。“但有的时候，我突然一醒过来，会比清醒的人更清醒。我会清晰地看到世间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和身边的人，心里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吗。”2012年，他出版短文集《失败者之歌》，在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这共鸣让我不安，像久旱的土地掠过风”——导演贾樟柯在序言中说。
2015年，《少女哪吒》杀青后的那个春节，李霄峰彻底戒了酒。
《哪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李霄峰管母亲借的。“借给你拍电影，还不如买理财，你也不给我利息……”母亲唠叨几句把钱打了过来。李霄峰说，这些年他的生活还是要靠父母接济。“说白了，温室里的一代，所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李霄峰的父亲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没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干过活，一直漂着”。
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时间，李霄峰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说自己想改个名。“李霄峰这仨字儿特别冷，你说你本来有一山峰吧，跑到云霄里干吗呀，能不能让人看得着啊？我觉得这名儿不平和，给人感觉特别傲慢。”父亲想了想，跟他说，别改了，“你就长这样，改也没用”。
二
1998年12月，卫西谛在BBS“西祠胡同”创建了“后窗看电影”版块。
卫西谛出生于1973年，比他在“后窗”结识的LIAR、顾小白、绿妖等人要大上一截。但是关于电影，他们的经验很相似：大都在小城市出生长大，大学里学理工科，观影经历是以录像厅中大量的港片为启蒙，经由好莱坞，来到欧洲艺术电影大师；热爱电影的同时，他们都喜欢写作，渴望表达，但在现实中缺乏能够交流的同类。
回忆起在“后窗”的时光，顾小白说：“那是一个解渴的氛围，就像得到了源头。”顾小白2000年写的影评《等待是一生最初苍老》曾高悬于“后窗”首页很长时间，被无数网友满怀激情地阅读和转发。
2001年，在武汉上大学的绿妖即将毕业。武汉当时有电影爱好者自己组织的观影活动，放阿巴斯、侯孝贤等导演的作品，放映地点一般是旧电影院或录像厅。那时候的周末，绿妖经常早上6点起床，坐7点钟的公共汽车从武昌到汉口去，刚好赶上9点钟的放映。
在公交车上，她会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头磕在玻璃上，又醒过来。
看完两部电影，绿妖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回到学校，然后写文章，发到“后窗”。她记得，那时候的放映员偶尔去北京淘碟，带回从小西天、新街口淘来的VCD刻录碟片，都是用牛皮纸口袋装着，碟片上手写着片名。“那就是我们下一周的精神食粮，”绿妖说，“那时候的心情就像朝圣。”
毕业后没多久，绿妖来到了“圣地”北京。那一阵，“后窗”正是最鼎盛的时期。除了这批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一些就读或毕业于艺术院校的专业人士也活跃其中，如史航，张献民，程青松和陆川……还有当时最出名的“饭局通知”版主、资深文青老六。顾小白记得，那时候北京的聚会频繁到几乎一周一次，一伙网上结识的朋友们吃喝、玩闹、聊天、淘碟，也赶各种各样的电影放映。
2002年，“后窗”爆发了建版以来最大的一次论战。
当时，LIAR受《21世纪环球报道》之约采访贾樟柯，期间谈及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后来LIAR将两万多字的访谈原文贴到了“后窗”。“结果呢，”当时的LIAR、现在的李霄峰说，“就引起了一帮所谓的独立电影界人士的愤怒，还有学院派的愤怒——两边都得罪了。”
论战的起因，李霄峰回忆是“因为贾樟柯批了一句《安阳婴儿》，我原原本本把这话给写出来了，然后还附和了一句。他们就揪出我这一句话，上纲上线说我诋毁独立电影”。不知为何，争论的点又迅速转移为“电影是否与政治有关”，一周内，每天都有数万字的长篇大论发布到论坛，各种注册小马甲出现，许多潜水ID浮出水面，更有人撕破ID以真身亮相，各种立场、利益、派别、关系错综复杂。
关于这场论战，不同的当事人说法各不相同。有说是电影理念之争，有说是年轻的民间影评人与学院派之争，整个过程，张献民曾评论：“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一样惊悚。”据说，那时候的网民还比较有要求，想人身攻击，也还先发一篇说理讲事的长贴，然后在下面用马甲开骂……LIAR就读的学校和原名很快被“人肉”出来贴上了网，李霄峰说“那是最早的人肉搜索”。绿妖则记得自己懵懵懂懂地被拉去帮战，听见顾小白在电话里问李霄峰：“你那边还需要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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