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久而久之，你见怪不怪，变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告诉我，她想回北京。
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问及原因，她说：“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他开始闹事，公司就把他开除了。案子到田丽丽的法院，判了这家公司违法解除。这名员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时提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要求公司补发他被开除后的工资，法院支持了他。员工胜诉后，在博客上天天辱骂公司领导，公司受不了了，与他谈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赔偿他60多万元，让他离开。
但他签完协议就后悔了，又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这份协议无效。这一次，法院并没有支持他。他开始在博客上辱骂法官和书记员，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开道歉。
最后，这名员工跑到法院大闹，骂哭书记员，在电梯里辱骂田丽丽的师傅。师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写了申请，希望以扰乱法庭秩序的名义拘留这名员工。院长没批，副院长接待了员工，谈了两次，要求他删除攻击语言。他却变本加厉到法院闹，师傅再次提出申请拘留他，院长还是没同意。
“太失望了，对这种人不能让步，这个时候院长没有维护审判人员的尊严，整个庭都非常泄气，我们都觉得，遇到事情，根本没有人会为我们撑腰，”田丽丽抱怨，“在求稳这件事情上，我们吃了很多闷亏。我觉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脚的，经得起检查的，就不应该让步。”另有一次，一个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车撞死，政府赔了死者父母八九十万，结果钱拿回老家被儿媳妇占了，老两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门口，要求帮他们主持公道。法官们出来解释：“你们应该回河南打继承官司。”但他们说，河南的法官不会管的。正好那年赶上大运会，法院赶紧给老两口安排了住处，只要他们出门吃饭，就得派人跟在后面买单。
“到最后，就好像是我们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田丽丽说。
三
对我来说，法官这个职业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的奶奶曾经是名人民法官，印象中，她永远是一身蓝色制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理直气壮。奶奶的原则性很强，很多时候，她的脸上就刻着“不可侵犯”四个字。在她60多岁时，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起来诵读法条的习惯。
小时候，我曾去过奶奶的法庭，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木质的旧椅子，有些小喧闹。我读了法学专业，在奶奶看来，是继承了她的衣钵。我也曾经想象过成为一名法官，但我想象中的画面，大多是外国电影和港剧里的法官角色。而我第一次正式参观法庭，是在大学，老师带我们去旁听法院的庭审。
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阳法院，方方正正的大楼和高悬的国徽让我感觉肃穆威严，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小心翼翼。法庭给我的最初感觉，并不像是个打官司的地方，更像个神坛，而其中最显目的就是法官。每次在法庭里，我都会有种错觉，认为法官们的身躯都异常庞大，他们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许多。我猜那是椅子的缘故，或者是法袍的缘故。
大学毕业后，决定选择法官职业的同学都报考了研究生。我不想再读书，便开始工作。我很难在学生时代把那些准备做法官的同学们，和这份职业联系在一起，对很多法学学生而言，法官太神圣了。
我的法官朋友们，大多是女生。她（他）们并没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躯，彼此也并不相似，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也常常脑子不清楚，有时候辩论起来，说话总是没逻辑。
有时候，我会询问她们一些热门法律问题，比如某个法律修正案什么时候出台？她们一脸怒气：“这我上哪儿知道？”我拿报纸上的热门案例请教她们，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我也不清楚啊，知道的和你一样。”但我们一聊起某个离婚八卦，她们分析起财产分割和抚养权总是头头是道。
法官朋友们总是很穷。起初我不相信，因为她们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单位负责，根本没有花钱的时间和地方。法官朋友们总是在加班，晚上在加班，周末也在加班，她们好像比任何职业都忙。
每次聚会，她们总会鸡毛蒜皮地讲一些琐事，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用法言法语的表达方式，让人一头雾水。当我身边的法官朋友越来越多时，我觉得这真是个怨气很重的职业。她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抱怨，似乎每个人都干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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