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王箫是田丽丽研究生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有时候会想，她们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田丽丽渴望成功，王箫安于生活，田丽丽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也没有这些计划，王箫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开始解决这些人生难题，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别人去解决这些难题。
王箫进入法院工作，并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和老一辈人的想法一样，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做公务员，有保障又稳定，钱的事情让男人去愁。
刚入法院的头两年，王箫谈得最多的是分房。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们最热衷谈论的事情，从他们进入这个系统的第一天起，就翘首盼望能够分到一套房子。2010年，和王箫同一批进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有近70人，他们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两居的租金是4500元，一居租金大约2700元，据说这是周边房租的八折。法官们需要一次缴完一年租金，而刚进法院的硕士生，每个月工资只有3600元左右。
法院朋友们的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大概什么时候会分房？”。不幸的是，王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经分过一次房，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务员都没有资格享受。而他们所在的区域寸土寸金。我去过王箫的办公室，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每人除了一张办公室，还配有一个案卷柜，平时走路都要侧着身。
很快，王箫的话题转变为“还会不会分房？”每次提及，她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在法院的第三年，王箫终于等不及了。她和家人在距离法院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房，开始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生孩子。
我从田丽丽口中得知，王箫的新阶段并不太顺利。后来我还听说，这两年，基层法院的很多适龄女法官在怀第一个孩子时，都会流产。大家私底下议论猜测，这也许和工作压力太大有关。
王箫的工作状态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九点换好制服开始上班。案多庭少，法庭不够用，王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个法庭，她的庭审时间都排在了下午。整个上午，王箫都在写判决书，大多数案子光证据就有二三十份，她都要仔细阅读。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打调解电话，听听各方意见和诉求，帮着分析利弊。
好几次，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箫吃饭。她坐下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喝水，一口气喝上两三杯：“一上午忙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公务员们“喝茶看报”的想象。
王箫午饭的时间很短，她总是急着回办公室阅卷。下午一点半，开第一个庭，她把第二个庭排在三点，但实际上每个庭审都会多用一些时间。等到所有的庭都开完，也已经快要下班了，许多同事会选择在法院吃饭，再加班。但王箫需要赶回家做饭，晚上再加班写判决。
经常加班，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要求“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状，尤其在民商庭，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
为此，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每年9月份开始，每周二、四加班到8点半，一直加到12月30日。有些法院则规定，周六上班，正常打卡，不上班的通报批评。
即便如此，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问题大多是：“为什么还没有结案？”“为什么这么慢？”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您再等等。”等久了，当事人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有些法官受不了，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直接就拔了电话线，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找不到法官，当事人更急了，便开始投诉法官。田丽丽问过王箫：“遇到这种投诉，你们院会怎么办？”王箫说，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但在深圳，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田丽丽形容说，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是个服务机构。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一周五天工作。他们接待完投诉人，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如果你不处理，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
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司法局、街道办、检察院、中级法院，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直接拨打投诉热线，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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