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王箫的法院，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便跑到法院门口，大喊法官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句“枉法裁判，不公正”，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
整个2015年，王箫身边人心浮动，许多同事都想辞职。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合同期满才能辞职。每年的7月，就是辞职高峰。2015年，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
同事们离开的时候，王箫正在休产假，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我去看她，她抱着孩子，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在我看来，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但我不知道，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
五
在深圳，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起初她还好言好语，给当事人普法，时间长了，耐心也渐渐失去。而且，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在法院内部，围绕着分工和晋升，又有数不清的矛盾。
进入法院之前，田丽丽对我说，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多做研究型工作。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除了重新考试、进行遴选，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
田丽丽所在的法院，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所谓员额制，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这意味着，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
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田丽丽说，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做多错多”——“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不干活的人，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他们更容易晋升。”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什么问题都不问，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书面再了解。
每年评法院先进，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头两年，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但领导一句“再考虑考虑”，就能直接把她淘汰，“不是说你是干得最好的那个，就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很多时候，你还要和领导的关系够好。”
有一年，田丽丽来北京出差，提及法院辞职的前辈：“有个法官审理拆迁，两次都没能通过审判管理委员会，领导让他再回去想想，后来他要求调离岗位，最后辞职了，这就是因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但也有人就忍气吞声了。”
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她说：“我遇到的也就几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意思是尽可能支持‘他们’，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多给他们一些建议。”
2014年，田丽丽终于辞了职，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在提出辞职之后，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两人都很失望。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从事法院行政工作。
在北京，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
六
自从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理由大多相似：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陈靖忠辞职后，发了疯似的想赚钱，他需要养家，孩子要上学，老婆要买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带黄色标签的特价品，从来没有离开北京旅行，不是没时间，是真的没钱。他老骂自己的老婆，不工作还这么败家，其实她只是偶尔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几件衣服。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4200元，每3个月发1500块钱奖金，年底有1万元奖金。光是法院给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来，即便熬到庭长，每个月也就7000多元工资，哪怕院长也就1万多元。
宋纯峰是在2014年从北京海淀区法院辞职的，他选择去大公司做法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开玩笑说，刚进法院时，庭长语重心长说，你们好好干，我们这里成长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镜子，果然成长得快。外面世界的诱惑很大，工作满五年的法官找个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工作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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