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那时，我连去成都的路费也难凑齐。谭楷副总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不认识的武大校长齐民友。信封上客气地写着“校长台鉴”。信中称我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来成都开会很重要。
经校长特批，学校资助了400元钱。当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当时一个月拿600元。
校长是齐民友是一位数学家。我写这篇文章时，查了一下百度，看到齐民友有一段话：“人们曾经不只是为了某个具体的目的去研究一个个具体的数学问题，而是追求深层次的真理，又怎样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创造。”
这跟科幻的主张有些相像。
在大会上，我被安排作了一个发言，讲了中国科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对我很重要的是，在会场上，遇见了吕应钟，台湾的重要科幻作家和不明飞行物研究的开创者，那年40岁。
我把《宇宙墓碑》的退稿交给吕应钟，想请他看看。结果他带到台湾，交给了张系国、张大春他们，又参加了《幻象》的世界华人科幻文艺奖。最后，这篇小说获得了小说类金奖，奖金为10万元新台币，相当2.5万元人民币。我是到获奖时，台湾那边到处打电话找我，才知道这回事。
那段时间，我接到《科幻世界》不少退稿。后来都不知弄哪儿去了。当时都是手写。我是1992年开始，才在电脑上写科幻的。
我和张劲松很想找吕应钟聊天。他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我们就等。很晚了，他回到宾馆，还与我们聊天。我们感到这个台湾人很亲和。我说：“我们是作为真正的科幻迷来找你的呀。”我就坐在他的床上。后来张劲松说，他今晚会换一张床睡的。
会上还见到了郑文光，坐着轮椅。还见到叶永烈，他坐在一个客房里，是张劲松的科幻老师。很多人围着他，我进去，他们向他介绍我，我和他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很软。
随后，载有中外代表的长长车队，由警车开道，奔赴卧龙自然保护区。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拥到公路边观看，露出面对外星人似的神色。他们不知道车中坐着中国仅存的幻想家。
我们这些两眼炯炯有神的外星生物，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灿烂星光下，点燃了象征亚欧美三大洲团结的“科幻篝火”。工资都快发不出来的《科幻世界》编辑，大声谈论着下一个超级文明到来的日期。
保护区弄出一头大熊猫，放在草地上，供我们近距离接触。大熊猫长得白白胖胖，科幻作家却大都很瘦，有的面色蜡黄，像大病初愈。
我跟一个日本作家聊天。他向我介绍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并用汉字写在纸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在中国召开很不容易，它是《科幻世界》社长杨潇1989年上半年受WSF当届主席诺曼·斯宾雷德（Norman Spinrad）之邀，赴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时，凭借两本简明汉英、英汉词典，用结结巴巴的英文，争取来的。
这是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科幻大会上。听了杨潇的介绍，WSF对陌生的中国发生了感兴趣，决定把原定在波兰开的年会，挪到四川成都来开。
但没想到，杨潇刚回国，国内便有人写了一封诬告信上告，称《科幻世界》勾结境外不明组织要举办非法活动。
经过种种努力，包括由四川省科协领导带杨潇、谭楷进京申诉，才把此事摆平了。国家科委下达了同意在成都召开国际科幻大会的批文。
谁知，那年春夏之际发生了一场风波，受其影响，国际科幻协会表示1991年不来中国了，仍在波兰开会。
四川省急了，再次组团，由杨潇任团长，赴荷兰海牙参加1990年世界科幻大会，一定要夺回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办权。
为节约经费，杨潇等三人从中国坐火车经俄罗斯去海牙。一路上，杨潇晕火车，吐得一塌糊涂。
WSF各国代表惊讶地看到杨潇一行坐了八天八夜火车，双腿肿胀来到海牙会场，以为是外星人来了呢。这种极其科幻的场面感动了评委，大家表决这届年会仍在成都召开。
年会上，杨潇对前来采访大会的《中国日报》记者杨毅谈起办刊感受：“我刊已创办十二年。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的亏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组织了五次笔会，三次银河奖征文，丰富了稿源，扩大了队伍。80年代是我们求生存的十年，90年代将是我们求发展的十年。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科幻小说必将繁荣，鲁迅先生的遗愿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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