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会议给中国科幻打了一剂强心针。从那以后，中国科幻重新走上了轨道。
三
1997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情况已经大不同了。
这一年，《科幻世界》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
北京会议结束后，又移师成都，在月亮湾度假村继续举行夏令营。俄罗斯宇航员列昂诺夫和别列佐沃依与中国演员同台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国宇航员香浓·露西德（Shannon Lucid）热情回答科幻迷的提问。美国科幻作家大卫·赫尔（David Hill）为夏令营营员签名留念。
几千名青少年来了，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宇航员连续几小时为科幻迷位签字，长长的队伍让人震惊。我在旁边看着，目瞪口呆，就像看见虔诚的教徒接受洗礼一样。
实际上，1992年，也就是卧龙会议后的第二年，《科幻世界》还没有马上复苏。这年第六期，一共48页，但有31页用来刊日本人画的科幻卡通。几篇科幻小说给人的印象不深。
谭楷回忆说，他当时到北京，请杨鹏等科幻作者吃饭，在席上，他甚至担心付不起饭钱。
但是，到了1993年，有了新气象。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并进行改版。定价调为1.5元人民币。
改版后，杂志确立了新的战略，即向中学生倾斜。此举大获成功。
科幻作家、科普出版社原社长金涛称改版是中国科幻界的一件大事，因为《科幻世界》创刊伊始，“几度易名，几度起落，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集中反映了中国科幻小说走过的风风雨雨的艰难旅程”。他希望改版将结束中国科幻作品“实在太少太少”的局面，培养一大批具有新世纪眼光的科幻作家。
像是印证他的话，1993年，大器晚成的王晋康登上舞台。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亚当回归》成为当年的压轴之作。随后一段时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王晋康后来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之一。
之后，《科幻世界》坚持校园科幻的评选，搞名著欣赏，刊登科幻美术和连环画，吸引了大批中学生。编辑部还推出了《林聪讲科幻》的连载，指导青少年如何写科幻。
金涛谈到，90年代中国科幻的复苏，与政治气候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国家也更加开放。这都为科幻发展提供了温床。
1995年应被视为中国科幻的又一个重要年头。
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重点抓好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和儿童文学创作。这被称作繁荣文艺“三大件”的指示，被文艺界认为“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的主要矛盾，指出了繁荣文学的根本方向”。
为了落实这个指示，1995年3月15日，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面，邀请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部门的领导与在京部分著名作家、评论家共同探讨儿童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
会议认为，中国有四亿少年儿童，儿童文学在培养和教育下一代、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科幻一直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再度受到重视。
科幻作家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吴岩在会上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科幻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情况，并呼吁全社会对科幻文学予以关注和支持。
就在这一年，科幻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生代隆重登场。这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写作方式与老一辈有较大不同。
1995年4月8日，吕应钟设立的科幻文艺奖在成都颁发。获奖者有王晋康、何宏伟（何夕）、星河等人[1]。
获特等奖的王晋康在发言中说：“十几年风雨，中国科幻已经不是那株几乎夭折的小苗了。我相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它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与西方科幻大国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谭楷说，这次获奖者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他们像一群报春的燕子预告中国科幻的又一个春天来临。
颁奖会后的研讨会上，大家认为，科幻的题材如外星人、机器人、时间隧道等已形成一种“模式”。中国科幻要出新，一方面需要从最新的科技成果中获得养料，另一方面要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获得灵感，还要注意借鉴中外科幻和文学名著。
即将成为中国科幻巨星的刘慈欣，这时已经在大胆实践这些想法了。他的一些最牛的作品，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其中一些作品，当时已远远超出了同辈人的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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