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海：当年台湾的大学联考，我被分到师范大学英语系，之后来美，也选了比较文学。但我早就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搞学问的，更没有做学者的兴趣或意愿，所以硕士之后即中途退学。
同时，我也没想到要当作家，更别提伟大作家。我开始写作纯属偶然，1974年应香港《七十年代》主编之约，先不定期，稍后定期撰写专栏而开始。所以郑愁予为我写的一首现代诗中就说“著作随缘却无需等身”。
正午：在定居纽约之前，您在台湾度过了青春时代，也曾经历了那片土地上的种种变迁，您可曾想过以此为背景写一部小说？
张北海：没有。我也不想再写小说。至于台湾和之后在美国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我还没去想是否要写。
正午：您曾说过研读纽约史是为了更好地书写那座城市，您的几本散文著作也的确纵深入历史和文化，将纽约描述得生动又深刻，那么，为何对北京（北平）的书写，您选择了长篇小说这一形式？
张北海：我想是因为我对纽约或美国的认识还不够。纽约是个大码头，我只能拜。这也或许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说，“多年以来，张北海以有关纽约生活的散文享誉海外，然而他执笔创作首部长篇小说时，这位老纽约，却必须回到老北京”。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那座“传统和现代，市井和江湖，最中国的和最西洋的，最平常的和最传奇的，熔为一炉，杂糅共处”的北平是您精神上的故乡吗？1974年您第一次回到北京时，这座城市给您的印象又是什么样的？
张北海：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硬要说的话，可能是吧。但是我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立刻感到“故乡”人事皆非。我当然明白，天下人与事，都因岁月而物换星移。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吗？算它是吧！
正午：您曾笑言“长篇写作是一部辛酸史”，在《侠隐》历时六年的写作中，您遇到过瓶颈吗？曾想过放弃吗？
张北海：不要说长篇小说会遇到瓶颈，连我写纽约的几千字散文，都会遇到。在此时此刻，写作者都需设法突破，且各自有各自的办法。而突破不了的，你我也就看不到此人的作品了。
一部长篇，很像一件庞大工程，从开始到完工，每个阶段都免不了这里修修，那里改改，《侠隐》每一章回，都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这里修修，那里改改。整部小说完成之后，仍需一再修改。对我来说，我想其他写作者也同意，这是任何写作在所必需的，而且在这大局已定的最后工序，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后的满足。
正午：您曾说写作《侠隐》是了却一个心愿，完成这部小说后，您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认识有变化吗？
张北海：因为已经了了一个心愿，也就无需去想一些对小说写作的认识有了什么变化。倒是对我写非小说，却让我更加对文章的结构、文字、节奏以及主题的表达，有了进一步的尊重。
正午：相对于您一直坚持的散文写作，您认为虚构写作是否更困难，对作者是否有更高的要求？
张北海：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都不容易写，而非虚构还有一层考虑，即创作者不能凭空创作，要尽量避免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切记“魔鬼在细节”（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正午：《侠隐》的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及语言都在华人写作圈内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很难相信这是您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在此之前，您有过虚构写作的尝试吗？
张北海：在学校期间试着写过短篇，但很快放弃。短篇形式不适合我的个性。
正午：就小说写作而言，您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影响？
张北海：很难“就小说写作而言”，因为我只写了一部小说，还是通俗性武侠，而且也不想再写了。可是“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那当然有。而就《侠隐》来说，基本上是传统武侠小说前辈，主要是30、40年代几位大师。举一个例子：早在40年代，郑证因就已设法把武侠人物带进20世纪。他那部《铁伞先生》开头，就说在北平去天津的火车上有位老头，身边一个布包，窗边立着一把铁伞。当然，这把铁伞是老头那把铁剑。写了一辈子武侠小说，也真会武功的郑证因，当然知道在20世纪，不可能有任何江湖人士，身背一把剑上酒楼。除他以外，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有一对武侠人物——关氏父女。
正午：您在《侠隐》中塑造的侠士李天然是个归国的海外留学生，会用枪，这跟古典主义的侠士形象大不相同，这个人物身上，有您自身的投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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