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祖籍山西五台，1936年生于北平，长在台北，工读洛杉矶，任职联合国，退隐纽约，著作随缘。著长篇小说《侠隐》，散文集《人在纽约》、《天空线下》、《一瓢纽约》。
吴靖
互联网越发达，言论越少
采访_吴琦
中关村离北大很近。从北大南门再往南，跨过汹涌的四环，立刻就到了这个以电子产品闻名全国的地界。
在个人电脑刚刚兴起的时代，学生们前往黑风寨一般的电子商城里寻找一家看起来靠谱的商店，购买人生中的第一台电脑。那时电子信息化尚未普及，不是所有人都精于此道，所以这种采购之旅常常结伴而行，尽量降低风险。后来许多电子系的学生开起了自己的店，在南门外面租一个小房子，给师弟师妹修电脑、卖水货，当个中间商。这是当时的创业故事，大家还依赖于这种熟人关系、共同社区来寻找信任感。
后来，四环的这一侧发生了更多的变化。一度出现过一家体量惊人的第三极书店，整栋楼都在卖书，和其他书城展开价格战，让学生、老师们在此流连。结果一年之后就宣告这只是地产商抬高地价的策略，一个幻象。现在，昔日的第三极书店旁边已经正式被命名为创业街，书贩、书摊都成了创业者高谈阔论的咖啡厅。这是新的创业故事，也是新的花花世界。
用一个最时髦的词汇，中关村正在经历转型。经销商正在离开这里的商厦，想要买电脑的人不再需要冲进去冒险，而是可以在网上购物，或者去苹果商店。在政府的规划中，这片具有指标意义的区域今后要改造成为新的互联网创业园区，它代表了我们正在进入的新的时代吗？我和吴靖教授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启。
访谈：
一
正午：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媒体转型、互联网时代，这个舆论的变化在您的课堂上是否也有反映？比如，前一段时间还有教育部鼓励学生休学创业的新闻。
吴靖：我自己感觉新闻和传播专业的学生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情绪，有一点沮丧。在课堂上交流现实社会中有争论的议题，他们的兴趣不是很大，我得到的回应不多，这也许和中国学生公共表达的习惯也有关系。其实学媒体的学生应该对社会充满了好奇心、热情和介入感，但他们大都是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为了完成学业才提供观点。
甚至是媒体行业的一些重大话题，大家对身份、职业的发展都有焦虑，可是在学生中就感受不到太大的热情。这也可能和我们的学生整体上的就业去向已经非常多样化有关系，大家毕业以后不再集中去媒体，媒体人的身份意识在我们的教育里已经非常淡了，多数人只是把学位当作一个阶梯。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学生们对新媒体、新技术是向往的，哪怕并没有太多认识，但非常好奇，被大的洪流裹挟。如果要实习的话，他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兴趣也是很大的。
正午：这个变化是最近发生的吗？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吴靖：之前也会有，但风气的确在变化。在任何时候，理想主义都是一个小的群体，但是这个小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今天，你感觉到这个小群体真的是一个很边缘的、自我坚持的群体，他们已经没有平台去表达这个群体的身份意识，而之前还是有的。
在这之前，媒体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尽管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也是不平衡的，但理想主义的话语结构还是拥有它的表达渠道，但现在因为新媒体的碎片化，草根的、世俗的、虚无主义的观念完全通过新的媒体形式（微博、微信、视频等）来传播，理想主义的声音很少听到了。在前几个星期的本科课堂上，我讲到某个新闻事件，在学生中间的认知度非常低，我就顺便问了一下大家的媒介使用习惯，结果150人的通选课上，基本没有人使用新闻客户端，少数人订阅了澎湃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不读新闻了，这不仅仅是纸媒的问题。
正午：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一条结构性的线索来理解这种变化？前一段时间还有业界的声音认为学界给予的支持不够。
吴靖：我看到的主要是资本的影响，业界对此是基本无视的，他们看到的最大的阻力仍旧是权力。业界提到的许多例子反而是在资本的裹挟下，媒体主动寻求市场利益来损害新闻公信力，从而受到权力的惩罚。这些案例中的权力，是在代表社会对媒体行使规范权。
当然这种规范权的行使方式与程序存在争议，但在新闻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语境下，新闻活动天然的正义性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越来越多地在为特定的利益集团以及资本去服务，所以学术界从新闻伦理的角度进行批判，我觉得是在维护传统的新闻理想：为公共服务，生产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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