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媒体不是超越其他利益集团的存在，而是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在媒体的持续渗透下，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利益都要通过媒体表现出来，其中影响最大就是资本，现在的政治权力也是通过资本的形式来对新闻媒体进行控制，它们之间是一种既博弈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在社会各方面的权力精英越来越统合的今天，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博弈也并不意味着公众会成为附带受益者。
二
正午：在我们之前的一篇访谈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孟冰纯老师提到，新媒体的变革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
吴靖：互联网思维根本就是商业思维—资本在新的环境下如何寻找新的市场动力。一直以来，资本就把互联网定义为营销渠道、商业渠道，而不是公共领域。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公共领域是由新闻的内容和评论构成，而广告和公关的部分是由媒介伦理这样一种还算有一定强制性的规则给规范起来的，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两者之间的墙消失了。你会发现不是公共领域的逻辑左右了私人领域，而是逐利的逻辑左右了公共领域。
早期讨论的自媒体，乐观的人看到的是让更多普通人进入公共话语生产，好像是更加民主化的趋势，但他们没有看见的是，公共领域的言论生产是经过文化、制度的建设才形成，关于信息来源、真实性、客观中立这一套伦理不是被动的职业规范，而是一套社会伦理，也是一套公共表达的伦理，但是新媒体带来的新的言论表达空间和平台没有带来新的规范，所以就很天然地和资本所塑造的规范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广告和宣传。
公共领域的规范是去说服，去辩论，去充分地接收信息、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广告和营销是要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价值层面的讨论，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这套营销话语在新媒体领域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在传统媒体时代，他们需要购买媒体资源，现在不需要了，传统媒体之前那种权威的、高大上的公信力也就坍塌了，这种形象实际上是被广告支撑的，广告消失了尊严也就消失，其实一直是这样。
正午：所以当传统媒体遇到危机，很多人都快速转换成为一种公关公司的思维。
吴靖：我发现这是媒体主动追求的，传统媒体的反应是怎样适应这个市场，怎样为市场服务，而不是保存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回过头来想，之前到底存不存在这套价值体系是值得怀疑的。文化是很坚硬的东西，在新的语境下迅速用市场需求来描述媒体的变革，完全没有基于媒体公共性来思考媒体未来的发展，那么之前的信仰就可能是虚假的，没有坚实的内核。
正午：现实中的媒体人也是挣扎和纠结的，他们没有现实的经济基础，和他们分享信仰的人也越来越少。
吴靖：个人是很无力的，他们需要一套公共政策去推动和引导。我们现在设计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一个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政策，这就有很大的偏颇。互联网是一个平台，它应该有其他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卖东西，教育、新闻生产、实体产业和信息化怎么结合，都应该在政策中体现出来。我们的媒体政策完全看不出是要去建构一个公共领域，而仅仅是促进资本的发展，其实媒体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已经全面市场化了。
实际上公共政策应该要去扶植市场看不到的文教、艺术和公共表达，这些东西的生产需要很长时间的投入、潜移默化的培养，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看不到盈利，这肯定是资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而恰恰是应该做的。我们很遗憾地看到，现在的公共政策是在为特定一部分人服务，而忽略了需要支持的另一部分，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媒体机构的空间就非常小。
正午：现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纷纷开始经营一些写作平台，但他们的努力也很难构成舆论的主流。
吴靖：资本也要为了自己的社会信誉、社会地位来买一些单，这种行为当然是很好的，有总比没有强。但它们也是有偏向的，不是完全的公共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权完全两极分化，有些群体在中国媒体上已经获得不了关注，他们没有引发全社会讨论的机会，他们是大的媒体资本不会关照到的群体。
正午：具体来说，是哪些群体？
吴靖：比如涉及留守儿童的一系列案件，这么大的丑闻，在中国当下充满抱怨和不满的舆论环境中，似乎应该引起对制度的批判才对。相比之前动车事件引发对国企的批判、吴英案对非法集资的讨论来说，这个持续了十几年、影响上亿人的问题，引发的报道却不多。当然我没有做定量的研究，但我没有看到特别热闹的讨论，媒体话语都很偏颇。我们的世界现在被单一、选择性地报道，尽管媒体渠道越来越多，但城市中产阶级所遭遇到的问题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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