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继续往前开，越开越高，越开越冷。天色渐暗，路两边开始有雪。藏房少了，人烟也稀了。到樟木前的最后三十公里，是从海拔四千米的聂拉木降到一千多，所以，越冷越是好事，意味着我们离目的地近了。
天色接近傍晚，视野深灰，雪大让路面全白，风也越来越猛，车厢冻脚。自从开始下雪后，“急死蜗牛”司机就开始把车开得歪歪扭扭，我暗暗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过了这段下山就好了”。山路一转，前方山上出现几排前后交错站立的水泥楼房，似乎是个小镇子。那便是聂拉木了。
中巴爬上通向水泥楼群的一条路，慢慢两侧出现了小商店、旅店，车沿着盖满雪的细小马路开到一处加油站加了点油。然后，坐在车头跟着司机考察的车主人忽然对大伙儿说：“有住旅店的，住哪家说一声，我好给你们停车。”
此话一出，大事不妙。我赶快冲到车头去，差一点就要揪住他衣领子：“住旅店？！不走了？！”他瞄我一眼，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你看看这路，能走吗？我敢走，你敢坐吗？”
二
在紫围巾阿姨的介绍下，黄皮袄、另一位年轻人还有我，都跟着她和藏袍阿姨住进了雪域旅馆。三个女的住一间，三张床，一张小小的藏式立茶桌，一颗灯泡，屋里冷得和外面没区别。
行李放下，大家聚到隔壁的烤火房烤火。藏式旅馆的烤火房等于“大堂”，服务员白天待在这儿，要水要茶、交谈碰面也都在这儿。很大的藏式房屋，中心一架铸铁藏炉、大煤筐，四周摆了大大小小的椅子，房间三面靠墙也都是铺着藏毯的长座位，可以坐下十几人。火炉上坐着三四个大白铁皮和黄铜的水壶，红脸的服务员姑娘不断过来给我们加酥油茶。
一边喝茶，一边谈论明天的天气。那位年轻人说：“如果雪不大，明天可以走下去。”他就是坐在头排、坚持对号入座的那位，叫贡布，是四川阿坝的藏族。说到对号入座的事儿，他不好意思地说：“要是个藏人，我就让了，汉族人，还是个警察，就算了，警察还这样。”原来，对方为了要贡布让座，说自己是个警察。贡布长得很耐看，轮廓清晰柔和，他是大学生，藏文学院毕业了分到乡下教书，没去，跑到边境上来，跟着在樟木的叔叔做生意。
黄皮袄男人叫加措，仔细看长相也不赖，三十多岁，虽然风尘仆仆的，但从穿着上看也见过大世面。加措是甘肃的藏族，从甘肃到樟木，再从樟木到加德满都，再从加德满都去印度，他的弟弟和妹妹在德里生活，他计划和他们一起过春节。
说起汉话来，贡布的口气谦和缓慢，加措的普通话有地方口音、直率简单，显得有点笨拙。藏式房屋里，摆着一些藏人生活的常用器：做酥油茶的长桶，雕花的木柜子和木桌，供神用的灯。贡布和加措热心地告诉我每件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找了一家牛肉面馆吃晚饭。
加措担心到了加德满都，办不成去印度的签证。问他为什么不在拉萨办？他说，在拉萨更难办。他们去印度很难，即便是在加德满都办，听说也有危险。问什么危险？他说：首先能不能拿到签证不一定，再者就算拿到签证入境了印度，但回来时在中国边境上护照上有印度签证，也有危险。所以，“很多人连从尼泊尔去印度的签证都不办，怕回来遇上麻烦，就在印、尼边境上给人一点钱，把人偷偷带过去。”
“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你们都不一定信，根本不是你们能想象的。”贡布接过话头。我说我相信。
贡布说：“别说内地人了，就是在藏人里头也是想法各种各样。像那些樟木边境的藏人，就对这些政策和手段没有意见，对一切都满意，为什么？因为给他们这种边境的好处比偏僻地区好：一个老师，在樟木的工资就至少四五千，大城市都不一定有这么高。所以，樟木的藏人和阿坝的藏人，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你听樟木的藏人，特别是那些在政府国营单位的人说话，就和新闻联播里没什么区别。我去内地，都没听过内地人这么说话。内地人讲钱，不爱讲政治。”
牛肉面味道相当好。在车上苦苦晃了一整天，痛痛快快地说上一会儿话，吃上了又热又香的牛肉面，心情似乎好了不少。几个人也不知不觉拉近了。
转天我早早地醒了，一边拍打沾满了土的旅行背包，一边想着今天走下山的事。但是推门一看，外面雪还在下，地面上积的雪已经没过脚踝、深到小腿。
路上有人用塑料编织袋绑在两腿和两脚上，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找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地方都难。我想打给尼泊尔的朋友，通知他们不要从加都开车到边境上来了，大雪封路，过境时间待定。从聂拉木打到尼泊尔的手机上，每分钟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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