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眼看快11点了，四位藏人朋友甚至都还没起床，显然他们认为今天是走不了。在烤火房又烤了会儿火，他们陆续出现，贡布和加措最晚，快下午1点钟才笑眯眯地晃进来，“反正也走不了，没事不睡觉做啥。”加措憨憨地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挠了挠头。
“这么大的雪，谁也没法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并向我详细解释为什么走不了：出了加油站就是山路，就算不刮风光下雪，雪深了走起来都不安全，何况还刮这么大风、眼都睁不开，更甭提还得背着东西，苦力都不肯；而且，出了聂拉木，前头至少还有二十公里的路同样在下雪呢，其中几段每次下大雪都堆得三层楼高，就算推土机推，也只能推出一条中间道，两边雪还是有三层楼高，何况现在还没有推土机推，就是现在雪停了，人也过不去。
“走路，是走不下去樟木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推土机什么时候推。”他们总结道。
不过，雪不停，推土机是不会推的。雪停了，还要看推土机想不想推，要是没什么首长经过，晚几天再推也是正常的。
三
既已如此，推土机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今天雪停，明天推，后天能走。所以在聂拉木要待“至少三天”。我坐在火炉旁，心里这么暗暗算着，把双腿双手尽量靠近气息微弱的火炉，低头全神贯注在压制心头升起的焦躁。想想昨晚睡的那个毛巾结冰、穿着棉衣棉裤、盖着两床被子仍打哆嗦的三人房，这个条件简陋得让人连要点热水洗脸都不好意思的烤火房，这个只有最最靠近才能感觉到一点儿暖意的炉子，除了忍耐，坐住屁股底下的这把小凳子，等着雪停、推土机出现，似乎什么也干不了，也没地方可去。
一脸沮丧，被几个藏人朋友看在眼里。为了宽慰我，他们围着火炉、半解闷半认真地讨论起“怎么才能走”来。
“这时候，只有弄架直升机来才行。”加措说。
“前几年有个当官的就困在这儿了，他们真的弄来一架直升飞机接他。风太大，不熟悉这边地形，连那个头儿带飞机都摔到山里了。”紫围巾阿姨说。
紫围巾阿姨桑姆，刚刚从樟木中学调到聂拉木，原来在樟木中学教过汉语，后来还当了校长。藏袍阿姨是桑姆老公的姐姐，叫曲珍，不会讲汉话，但能听懂一些，一直在旁边看着大家讲话，灵活柔顺的眼神非常专注。曲珍和桑姆都是五十岁左右，但都显得很年轻甚至有点小孩子气。
桑姆说，曲珍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到现在还是一位姑娘，她在桑姆老公家里的十个小孩中比较年长，很早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带他们成人，不知不觉青春过去，虽然从那时直到现在，一直有许多人提亲，但她自己不愿意，说一个人过惯了，也不愿意离开弟弟妹妹们。现在不管弟弟妹妹哪一个家里需要人帮忙，她就住过去，吃苦受累的活儿都由她干，对这种“游牧生活”她很满意。作为一位老姑娘而不是妇人，曲珍阿姨明净的脸上始终有一种秀美而温顺的神情，既单纯又端庄。加措说：“曲珍阿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美女呀！”我们纷纷点头同意。
烤火房的小电视里，播着西藏台的“红色”节目，试着转了几个频道，几乎大同小异。偶尔一点娱乐节目，也照搬央视晚会风格。看我这么惊讶，加措和贡布说：“西藏的电视节目，就是这样嘛！想看电视，就是看这个，不然就没电视可看嘛！”像在聂拉木这样的县城，只能收到西藏的几个大同小异台，其他文化生活又几乎没有——旅店里，这样的电视从早到晚开着，过路住店的人无所事事，就一直盯着看，谋杀时间，也谋杀意识。
听到这儿，桑姆发言了。她的话让我们大为吃惊——在这个问题上，桑姆的看法“跟新闻联播一模一样”，连用词都一样——她就像小学生在背诵老师要求背的课文，而且因为背得好，桑姆的语气中有一种“优秀学生”的优越感和不容置疑，对“淘气捣蛋学生”加措和贡布所说的那些观点表示不屑一驳。
作为一个内地人，我也聊起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桑姆一边慢慢摇晃着身体、很认真地听着，一边开始困惑。她沉默了一阵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说：“就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本人当个好人，只办好事，总不会错吧？”她说，“离太远的事儿，不知道咋回事儿，也不知道谁对谁错，那我就在工作中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自己做个好人，不管别人干什么，这不管啥时候都是正理吧？”我们看桑姆这么认真，也不好再进行更复杂的讨论，都被她面有忧色又努力找到态度的样子打动，对她的问话纷纷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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