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想了想，问：你刚才说种了大烟？
是的，我老婆有心口痛的毛病，百药无效，只有大烟能止住她的痛。
那么，警察很客气地说，麻烦您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结尾
朱老师多年光棍之后，在我爹和我娘他们的撮合下，与村里的寡妇皮秀英成了亲。
皮秀英瓜子脸，掉稍眉，相当狐狸。每年春天草芽萌发时节的深夜里，她夸张的呻吟声，便传遍了大半个村庄，扰得人难以安眠。与朱老师成亲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呻吟。大家都说：皮秀英有福，嫁给大能人朱老师，连多年的陈疾也好了。
朱老师家与皮秀英家的房屋相距不远，自从两人成亲后，皮秀英家的大门就没有打开过，没成亲前她反倒经常地坐在大门槛上，纳着鞋底子，斜眼看着过往的行人。
也从来没看到朱老师到皮秀英家里去。
有人看到皮秀英与朱老师一起从朱老师家的大门出来过。
每年的麦黄时节，从皮秀英家的院子里，便洋溢出扑鼻的香气，有时还能听到皮秀英与朱老师的说笑声。
好奇的人将脸贴到大门缝上往里望，发现门里边不知何时砌起了一道砖墙，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也挡住了人们破门而入的道路。
有一个想爬她家墙头的人，被暗藏在墙头上的大蝎子给蜇了一厾子。
皮秀英更加狐狸了。
她家的大门上，有人写上了三个大字：狐狸洞。
问朱老师：老朱，您得了仙丹了吗？
他不回答，诡密地笑笑。他的眼圈发青，也有点狐狸。
我爬到皮秀英家房后的大杨树上，看到她家阔大的院子里，密密麻麻地生长着一种叶子毛茸茸的植物。满院子都是，连角落里、厕所里都是。在这种挺拔植物的顶稍上，盛开着像狐狸一样鲜艳、娇媚、妖气横生的胖大花朵。花朵的颜色有白，有红，有紫，有蓝……五颜六色，香气扑鼻。朱老师拿着一柄小锄，弓着腰，在花间除草。皮秀英弯着腰，将尖尖的鼻子放到白花上嗅嗅，放到红花上嗅嗅，放到紫花上嗅嗅，放到蓝花上嗅嗅……她的屁股后边拖着一条蓬松的大尾巴，像一团燃烧的火。我刚想惊呼，她的尾巴就不见了。
后来，谜底揭开，没有狐狸，也没有仙丹，只有一条地道，从朱老师家院子通到皮秀英家炕前。
参观完工程浩大、内部充满了奇思妙想巧机关的地道，有人问：难道就为了种几棵大烟？
没人回答他的提问，但我们的心里非常清楚：不，决不是为了种几棵大烟！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走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ＣＯＭＥ”“去”是“ＧＯ”，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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