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鸡。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吹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
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插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刹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 他长得很丑，从身材到面孔，从嘴巴到眼睛，总之——他很丑。算起来我当兵也快八年了。这期间迎新送旧，连队里的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其中漂亮的小伙子委实不少，和他们的感情也不能算不深，然后，等他们复员后，待个一年半载，脑子里的印象就渐渐淡漠了，以至于偶尔提起某个人来，还要好好回忆一番，才能想起他的模样。但是，这个丑兵，却永远地占领了我记忆系统中的一个位置。这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人生、社会的日益深刻的理解，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也日益鲜明高大起来，和他相处几年的往事，时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他，我是怀着深深的愧疚，这愧疚催我自新，催我向上，提醒我不被浅薄庸俗的无聊情趣所浸淫。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了几个山东籍新战士，丑兵是其中之一。山东兵，在人们心目中似乎都是五大三粗，憨厚朴拙的。其实不然，就拿分到我排里的几个新兵来说吧，除丑兵——他叫王三社——之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一个个蛮精神。我一见就喜欢上了他们。只有这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站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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