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枪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
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
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
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
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
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
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
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
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
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
小小的栖脚处。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
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后做
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
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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