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由衷地鼓起拿来。掌声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见，那火把，那纸龙，全都
迤逦而去，顷刻消失在群兽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梦，唯有鼻子还能唤到刚刚燃过的松香味，信其为真。
我实在被这些梦困扰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脱不得。山村，一个个山村，重新
延续起摊祭傩戏，这该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端？真诚倒也罢了，谁也改变不了民众
真诚的作为；但那些戴着面具的青年农民，显然已不会真诚。文化，文化！难道为
了文化学者们的考察兴趣，就让他们长久地如此跳腾？我的校长，您是不是把您的
这一事业，稍稍做得太大了一点？
或许，也真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那么，几百年的踉跄路程，竟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
鲁莽，在这里才找到了摆脱的起点？要是这样，我们还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长程。
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
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封来信，说他们的刊物将发表我考察傩的一篇
论文。我有点高兴、但又像做错了什么。我如此热情地向国外学术界报告着中国傩
的种种特征，但在心底却又矛盾地珍藏着童年时的那个月夜，躲在草垛后面，用明
净的心对着明净的天，痴想着月球的旋转和风的形成。
我的校长！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满心的疑问。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
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
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
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
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
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
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
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
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
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
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
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
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
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
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
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
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
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
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
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
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
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
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
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
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
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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