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她,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
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她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她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她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她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爿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霖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她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地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
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十七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她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她,说从今以后,慢慢地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她愉快起来。她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他这一二十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他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靡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霖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他和她结了婚,但是他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
他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纸。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决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
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
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悔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圆。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 在冬学教书,原来相当费劲,这是顾冈起初没有料到的。学校在五里外一个小山上。这一点路,平常走倒也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饿着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夹背。迎着那噎人的西北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里连一根粉笔都捏不牢。
简直没得吃。他这次下乡,是打算吃苦来的,预先有过一番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就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有许多朋友曾经下乡参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满口经验之谈。他们给了他许多忠告。“农民是天真的,”他们说。“他如果对你有好感,也说不定就会把他咬过一口的大饼送给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农民家里去,也许他们用一块稀脏的尿布抹凳子,请你坐。你要是皱着眉头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顾冈并不觉得农民像他们说的那样天真得近于傻气。至于大饼,在乡下就没看见过这样东西。这里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锅稀薄的米汤,里面浮着切成一寸来长的草。
当然这件事是不便对于人讲起的,对王同志尤其不能说。因此也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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