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说：“嗳，金有嫂，你家里放着个先生，要是书再念不好，难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着跑了。
金有嫂胀红了脸，很窘地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谁和她说笑话。月香跑了，顾冈也微笑着抬起头来看了看。有时候她倒也很活泼大方，他心里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来，看见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树上。也不用竹竿，也没有夹住，这就么钩在枝枝桠桠的树枝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常青树，密密生着暗绿的叶子。有两件小孩的衬衣，桃红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悦目。那棵树就像在隆冬的季节开了红花一样。她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的样子。顾冈不由得想着，她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穿着这臃肿的棉衣，每一个女人都像是怀着孕。厚厚的棉裤正在肚子上折叠着，把棉袄顶出去，支得老远。
“这儿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说。
她和悦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块界碑上坐了下来，问她在上海的时候住在哪里。原来离他家里不远。她说那地方倒是有一样好，菜场只隔两条街，买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话特别多，和平常两样，他觉得很高兴。一路谈下去，她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多少佣人，独自住一幢房子还是与人合住，上海的亲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发觉她原来是在打听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气，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个事。如果可能话，再替她丈夫找一个。
他对她非常感到失望。自从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话了。
他经常地写信给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镇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个饭馆子里午饭——饭或是面，加上冬笋肉丝，豆腐衣炒青菜，煎鸡蛋之类。每隔七八天，总来这么一次远足旅行。他盼望这旅行的心，越来越迫切了。
然后有一天，王同志来看他，问他可有什么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镇上开会，可以替他代寄。
顾冈发现他自己竟愤怒得浑身颤抖起来。隔这么些天吃这么一顿饱饭，都不许他吃吗?然而，他极力抑制住了自己。当然，他每次到镇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随着他，刺探他的行动。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顿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会反对的。因此而对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没有信要寄”他微笑着说。他昨天晚上写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书压在上面，因为封不牢。自然胶水“面向大众”，跌了价之后，就不粘了。
这样瞪着眼说谎，真是太危险的事。如果王同志刚巧拿起这本书翻翻，看见底下压的这封信，他一定当是信里有点什么秘密。不然为什么不敢给别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这间房，越快越好。
“快过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着他的肩膀，开玩笑地说。“想爱人吧?”他用着老共产区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词。顾冈只是笑。“王同志，你过年不回家去看你的爱人?”
“我两年没回家了，”王同志笑着说。“一年忙到头，实在走不开。”
“你为人民服务太热心，王同志。我看你实在是忙，从早忙到晚，让我也没有机会跟你学习。”
“你太客气了。自己同志，用不着客气。”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请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镇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谈谈。”
“那好极了，我们走吧。我本来也就该走了。”
小张同志在院子外面等着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齐全，大都拿着棍棒、大刀与红樱枪。小张同志倒是拿着一枝来福枪。他们一行人缓缓地走出村庄，看上去很威风，后面有这样一个护兵压队。
王同志问顾冈他的剧本写得怎样了。王同志这话已经说过好几回了，这次又说，“你土改的时候要是在这儿就好了，那真是感动人!真是好材料!”
顾冈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疮，说他没有去参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别冷，他的肺向来弱，他的妻子没让他去报名。当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落后份子，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
“真是感动人——这些农民分子到了农具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们那喜欢的神气，”王同志说。
“可是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顾冈有点气愤地说。“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它说文艺工作者不应当再拿土改后农民的欢乐做题材。那应当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阶段上，该再往前迈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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