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秉忠始终默不作声，或许并不认为不发援军救房山是战略错误；或许被清议骂得狗血喷头恼羞成怒，实在下不来台认错；又或许他已经gān脆下定反叛的决心，不屑于再分辩名声，要拿武力来解决一切？种种可能，使众人猜测不已，并随着刘氏拒绝发言的缄默，越发忐忑不安。
在这样的惶恐气氛之中，日子不知不觉滑到了正月底，京中流言满天飞，甚至有人开始言之凿凿的说刘太师当真打算叛乱，连旗号都制好了，只待选个日子动手将文官们全部绑架，劫持太后改朝换代。连殷螭也以此为借口，整兵控制住了南城外门，不再接受刘氏调遣，刘氏也同样扼住了内城三门，拒绝与殷军往来。城外蛮族bī近，城中有内乱分裂可能，市民们想跑都没法跑，不禁哀声一片，只催促大臣们赶紧想个办法解决问题。
这个时候太学生们自然也要做努力，由国子监祭酒带头去拜访闲住在家的前首辅刘崇义，希望他从大局着眼，劝说兄长侄子们不要叛乱，忠心为国，抵御外敌。刘崇义在内阁的时候吃够了言官攻讦的苦头，对清议派人士难免保持着戒心，一再称病不见。太学生们便连日堵着他居住的米面胡同请见，闹嚷得四邻不安。同时因为刘崇义的嗣子刘楝也是国子监出身，诸监生同他有同学之谊，想要托他向父亲进言，刘楝未置可否，于是也挨同学们大骂了一通，纷纷表示和他割席绝jiāo。
然而刘楝并非不想挽回自己家族误入歧途的处境，在国子监同学骂过他之后没两日，便有人流传出一份刘楝所写的《上父书》，乃是刘楝对嗣父刘崇义与亲父刘秉忠同时作出诚恳悲痛的劝谏，从刘氏自国朝定鼎以来历代所受国恩写起，分析眼下局势，劝告家族中人，纵使bī于无奈也万万不可行差踏错，遗臭万年！不救皇陵之事，父亲的确有着诸多顾虑，在qíng势不明之下，不敢贸然出师也是qíng理之常，并非有意要陷先帝陵寝于敌手，但保住京城虽是至关重要，皇陵失陷却也委实愧对先帝，便自认过错又有何妨？人臣的委屈，难道不能置于国朝体面之下？
《上父书》最后是一段极其悲怆无奈的话：“不孝男楝，亦久受公论之欺，背负盗贼之名，如堕荆棘丛，动辄挂碍，复有何乐？然人之所寄于一世者也，非权非利非名，乃耿耿自明之心矣！为公者庇万民之福祗，为私者敬慎独之诚挚，公焉私矣，其实一也，又何惑哉！伏幸豁然，以悟大是，至望至望！”
刘楝自清和五年壬申乡试夺取状元，被指责有弄权舞弊嫌疑之后，便一直处于舆论的讥评之下，哪怕覆试洗刷清白，哪怕他愤然不再参与会试，自己杜绝仕途之路，也逃不脱权臣子弟仗势夺魁的恶劣名声，连平素最jiāo好的同学徐翰也回避往来，划清界限，心里是何其冤愤？而冤枉他的，却并不是什么恶人，而是“公论”——公众的舆论将他钉上耻rǔ柱，定xing如盗贼，到处都遇到怪异眼光，自己觉得人生直如堕在荆棘丛里一般，动辄得咎，痛苦不堪，因此以这样的比喻来劝说刘秉忠不要因为言论的苛责、个人的委屈，就一怒铤而走险，置大是大非于不顾，将国家、家族、个人，都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封《上父书》流传出来的时候，刘秉忠与刘崇义不消说都已经收到了儿子的劝谏，这两个做父亲的有无感想，外人不知，但了解刘楝遭遇的人读到这些话语，却均为这个一直含冤蒙垢的不幸状元扼腕叹息一回，同时舆论对刘氏的压力也无形中改变了一些，从谴责转而为要求——要求他们为国为民负责。
《上父书》乃是私信，却遭泄露，同时给家族带来议论，对父亲名声产生影响，做儿子的刘楝不可能不受到更大的压力。所以在书信泄露、满京流传后一日，刘楝便留下“扬父之愆，博己之名，不忠不孝，何以为人子？”的遗书，自缢身亡。
这遗书以血写就，呈到宫中之时，林凤致暨内阁诸大臣都在太后御帘之前，互相传看那业已凝固的血书字迹，都不觉沉默。因为刘秉忠是刘楝的生父，所以血书中的“忠”字是避讳缺笔的，却没有缺末笔而缺了下面“心”字的中间一笔，看在眼里，恍惚让人觉得自己心里也缺了一块，空空dàngdàng。
刘楝是晚辈，按照“父在，子先死，不得为正葬”的风俗，本不该大cao办，但刘楝的《上父书》言辞沉痛，他这一死又是给刘氏家族加以道德的束缚，不使为乱——所以这般怨愤无奈的死，却使京城市民无比叹惋，自发去吊唁的官员和举子挤满了米面胡同，人人都不惜言辞，对刘家丧子之痛表示出诚恳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