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广播喇叭传出列车播音员亲切而又雅丽的嗓音：“旅客同志们，前方将要到达的是本次列车终点站广州。请旅客同志们收拾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将自己的车票拿在手上，我们车站出口处将要检查您的车票……”
在拥挤的下站旅客人流当中，我们看到了两手提着沉重的旅行袋子的宛红、翠枝、水花和玲玲的身影。候车大厅外面的电光牌显示，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八日9时40分。
广州，白云山解放路段，道路两旁高楼商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上车辆十分拥挤，各种大小车辆只得鱼贯行进。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互相摩肩擦挤。宛红与姐妹们各自提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穿越马路，走到越秀公园大门旁边的一个报亭问路，大概是报亭内那个六十来岁的老汉听不懂她们的地方普通话，晃动的脑袋如同摇动的拨浪鼓一般。在一个十字路口，宛红快步走到一个交通民警身边向他打探，也许是马路上的噪音太大，民警低下脑袋，用一只手掌侧弓在一侧的耳背上，将耳朵凑进宛红的嘴边，在似乎听懂了宛红的问话后，用手指了指马路对面的站牌，意思是说：“你们到那儿去等公交车。”
公交车向东，开到黄埔区终点站停下，从车内跳下了宛红她们。
宛红手搭 “凉棚”从公交车站候车亭向马路对面眺望，只见矗立在一幢宽阔高大楼房外墙的“广州地质学院”巨大的铜皮字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楼房与大门的空场中间隔着一个巨大的假山喷泉池，从假山上面不时喷出晶莹剔透的水柱。除了教学实验楼，教师办公楼，学生宿舍楼，运动场馆等建筑设施外，整个校园的绿化覆盖率达到80％。放眼望开，到处是郁郁葱葱。
四位姑娘跨过马路来到广州地质学院大门口，隔着电动护栏向校园里面张望。门岗内走出一个四十来岁的臂戴红袖章的师傅，对着东张西望的四个女孩大声喊到：“喂，姑娘们，你们找谁呀？”
站在宛红身旁的翠枝指了指宛红，对这位门岗师傅说：“我们来找她的一位朋友！”
门岗师傅说：“她的朋友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系，读什么专业，住第几栋学生宿舍楼？”这一连串的提问弄得宛红她们头脑发蒙。
宛红耐心地对门岗师傅说道：“我只知道他姓武，叫嘉男，在这个学院。他21岁出头吧，身材有你这么高，皮肤白白的，脸形瘦削，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边框的眼镜……对了，他的右颈脖子处有一块公章面儿大的深蓝色的斑晕。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师傅能不能帮我们查一查。”
“你这个姑娘说得倒轻巧，这么大个学院，光老师都差不多一千人，学生总共差不多有一万人，你叫我从哪里去查一个颈部有蓝斑的学生！”还没等宛红说完，这位门岗值班师傅就说了一大通。
“找不到武嘉男，现在我们怎么办？”水花两眼红红地望着宛红。这同时三双眼睛一齐投向宛红。宛红低头想了想，然后昂起头，表现出好像很成熟的样子将手一摆，说：“走，我们就在附近转转，看看有什么工厂招工，我们直接应聘不就是了。万一找不到工厂招工，我们就在附近找个便宜点的旅社住下，明天再说”。
“嗯！”翠枝、水花和玲玲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
“我真的不知道，她那么小的年纪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跑到广州来找我。她是那么地天真，那么地信任我。现在想来我十分懊悔，我怎么一点也不知情。假若当时她找到了我，又假若当初我给了他自己的全部信息，也不至于让他在后来的那场大火中遭受那么大的伤害。”
四、伤感
近百台针织台车的织布筒在轻微地轰鸣中温柔地匀速转动着。几十个头戴白色工作帽，胸前系着工作围裙的女工来回在各自照看的台车周围走动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工熟练地将纱头接到台车上的存筒坯布上；靠近大门前的一个瘦高个的女工靠在已经停下的台车前，将头埋进机器内用一只手将里面断坏掉的纫针挑出来。车间与楼道交界处内里的工作电梯时上时下，吞吐着纱锭和无质量问题的坯布。往里越过一道门坎就是车间外的一个二百来平方的大阳台，有工人将自己洗干净的工作衣和工作鞋帽凉晒在上面。车间窗户边的过道上有一个看起来年龄蛮大皮肤黝黑的女工推着一驾两米多长一米多高的滑轮车停靠在一个台车旁，不时弯下腰来，将各处散扔在地上已经织好的圆筒布抱进滑轮车内。靠墙里边的一位女工按键让转动的台车缓缓停下来，端出一个方凳子，然后双脚站到方凳上，将已经织好的坯布从台车顶端的置放架上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