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队规定，受到第一级迫害的人的家属可以首先从院子里那些抄出来的东西里挑一件回去，受到第二级迫害的人其次，而受到第三级迫害的人再其次，最后如果还剩下一些东西，则会分给受到第四级迫害的人①。
而根据上午群众大会的会议记录，哪个人受到过哪种级别的迫害也就一清二楚了。因此不用再进行更多调查，便可以安排群众进院子挑东西了。
秋穆也参与了这次短会，听了她们的想法，总觉得有哪里不对，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等等，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儿问题的。上午群众大会的时候，肯定有些人曾经受到过迫害，但并没有公开控诉秋云山。”
“对，而且肯定有些人会觉得，即使他们不说话秋云山的罪行也足够枪毙了，于是就没说话。”民兵队里另外一个姑娘也说道，“他们肯定觉得，既然说话有风险，不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倒不如不说。”
“要不，咱们再统计一次乡亲们受迫害的情况？”张兴满问道。
“不行、不行。”队里一个小个子的姑娘很快便说道，“群众大会上统计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要按照受害程度分东西，而现在如果再统计，大家肯定都会往更严重的方向说，没有的也要说成有。这样就不真实了，而且如果出现了更多的第一、二、三级，东西也不够分。”
“那……可是原先的记录也不算是真实的啊。”另一个姑娘说道，“应该做一次更接近真实的统计。”
还有人要提出别的办法，力图使得统计更加接近真实，然而多数办法怎么听都怎么觉得不靠谱。而那些少数听上去还挺有道理的办法却大多过于复杂，操作起来实在太困难了。民兵队无论要做什么事儿，想要群众配合都只能靠劝导而不能强迫，自然没有从前伪村政府强制命令群众来得效率更高。
最终李有河说道：“咱们还是就按照群众大会上的记录来。”
她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声讨秋云山是需要勇气的，敢在别人面前说出反对秋云山、反对封建统治和伪军的话的，都是比较有革命意识的，他们理应得到鼓励。而那些受了迫害却不敢说的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胆怯而蒙受一些损失，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能让积极革命的人和不积极革命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否则谁还愿意积极参与革命呢？
这个理由算是比较让民兵队员们信服的。于是，等到乡亲们大多吃完午饭而重新在秋云山家门口聚集起来，民兵队便宣布了这个分东西的规则，并且安排受到不同级别迫害的乡亲们一批一批地进入院子去挑拣东西。
叫到第二批的时候，负责念人名的那个民兵队员叫了秋穆的名字。
秋穆觉得奇怪，过去问道：“我怎么会在第二批里？我应该算是第三级吧？”
她挨过秋云山不少打，但却没有致残，的确应该算是第三级。
然而民兵队长走过来，对她解释道：“你虽然没有落下残疾，但却是在征兵时被弄去顶替了秋云山的。那时候你有很大的危险死在战场上，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能算是第二级。况且你现在也很缺东西。”
秋穆不禁觉得有些尴尬。她的确缺着各种东西，但她之前也并不打算在丘阳多作停留。然而现在这位民兵队长的言语之中，仿佛她是要以后都在丘阳生活了一般。可是秋穆的确也不太好意思说自己不想多呆，而且内心里觉得她也实在不太好在这儿还需要一个会计算、写字快的人的时候走掉。
这时候，她不禁想到，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她应当是主动为这个世界做些贡献的。原先秋穆是觉得这地方不用不到她，才没打算在丘阳多呆，然而现在看来，这里非但不是用不到她，反而是很需要像她这样能做记录和计算的人的。而且这里对于她的记录计算才能的需求是急迫的，相比之下，分子钟小组反而并不是很急切地需要她回去——毕竟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已经发表出去，亚历山大、格蕾塔、帕维尔和埃德加在莫斯科，无非也就是应付一下儿别人对他们工作的评估而已。
如此看来，秋穆反倒应当留在丘阳，而不是回到莫斯科。
于是秋穆点了点头，答应了张兴满：“行，那我跟着第二批进去了。”
第二批受迫害的人因为致残的缘故，基本上也都是家属或是其他亲友代替去挑物品的。秋穆跟着他们走进秋云山家的院子，以为那些最贵重的东西都已经被第一批的人挑走了，然而真正看到那些东西才发现，甚至连那两头驴、一头能产奶的黄牛都没有被挑走，第一批来挑东西的人，似乎只是拿走了一些小件儿的、价值也不算高的东西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