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制片把西装扔在沙发搭手上坐下来，眼睛瞟着陈白露：“你只穿这么少？过来，我摸摸你的手凉不凉。”
“巧得很！”陈白露大叫一声，门还开着。
“巧得很哪，我刚好要下去打牌 ——您挨着我坐，我手气棒极了！” 陈白露一拍手，抓起门后挂着的皮包，转身跳进走廊，迈着大步朝电梯间走去，然后皮鞋摩擦地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灯光从后面照过来，王制片的身影投射在她身前，像一座黑漆漆的塔。
电梯刚好停在这个楼层，门无声地在面前打开，下到一层的赌场就没有危险了。满面狐疑的王制片在牌桌前挨着她坐下的时候，她甚至有点儿得意，扭过脸去朝他一笑。王制片也给了她一个别扭的笑，眼下垂着中年男人特有的、肥硕的三角形眼袋。 陈白露分着心，却依旧赢着。因为王制片比她更加精神涣散，而牌桌上其他的人无不把她当作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谁知她把把使诈而面不改色。
庄家如击鼓传花一样在牌桌上流转，过了凌晨两点，陈白露已经支持不住了。
她回北京的航班在早上七点，只要再熬过四个小时就好。
她开始把把弃牌，即使拿到同花顺，也惨然一笑耸耸肩，好像运气已经在上半夜用光了，此时只剩惨淡。而王制片就算悟性再差也懂了——何况是情场老手。
他死死盯着陈白露，她月白色的脸颊、低垂的睫毛、浅色的嘴唇， 她不该是一个会使心计的人。
陈白露开始打盹，额头咚地撞在紫褐色的牌桌边缘；服务生来搀她： “小姐，您不如回去休息。”
她摇摇头推开。 她像只癞皮狗一样拖拉着时间。直到王制片猛地站起来，看也不看她地大步往外走。 陈白露一个激灵醒了，看手表，刚好早上六点钟，该去机场了。 她追出去，见王制片已经上了车，车窗正在徐徐关上。 “喂！喂！”她拍着车窗：“我也去机场。”
车没有动。 “王老师？”她在门外问。
车门开了，她坐进去，在心里想着：这场危机，化解得还算体面？
一路无话。一直到机场。 一直到取了登机牌。 一直到她跟在王制片身后向安检口走去。 然后突然醒了。
仿佛这一夜的使诈和弃牌都在梦里，消磨掉的时间也在梦里，处心积虑维持的“体面”，更是像梦话一样荒诞可笑。
或者，对方也给她保留了体面，用沉默作为回答，告诉她，保住清白的代价是丢掉工作。
王制片背对着她，对着安检员张开手臂的一刹那，她懂了。 陈白露没过安检，退了出来，买了张去上海的机票。 她想见到陈言。
那是陈言到上海的第二天，各路哥们儿给他接风，正在吃着喝着， 陈白露打电话来，说我在上海，你在哪儿？
陈言当时就怒了，说你要去澳门，我让你去；你要自由，我给你，你还追来上海干什么？你要监视我吗？你现在就过来，看看我是不是在和哥们儿喝酒，看看我有没有乱搞。
陈白露在浦东机场，一夜没睡，一天水米未进，心里全是害怕和担忧，而陈言劈头盖脸一顿骂，她愣了一会儿，跟陈言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还在澳门呀，马上回北京。挂了电话后，陈白露坐在出租车里就哭了。
出租车司机问她到底要去哪儿，她下了车，折回机场，买了张去昆明的票。
她去找小说的作者。
赌城湿热，春城清凉。站在昆明市中心的金马碧鸡广场，陈白露却出了一头虚汗。她带的人民币已经花完，银行里排着一百多位号码，一包港币来不及兑换，结果连碗过桥米线也没得买。
她给老作家打电话，说自己已经在昆明。 老作家开着会，以为她来旅游，在电话里说：“我叫学生带你逛逛？” 陈白露说：“我是来见您。”
作协大楼的接待室里，陈白露用纸杯喝着水，吃着会议上撤下来的橘子，忍着胃酸，等老作家散会。
陈白露把事情说了，希望老作家出面帮她保住工作，但老作家说： “丫头，卖出去的小说就是过继了的孩子，我怕是有心无力呀。”
陈白露就愣了，说我想睡一觉，我好久没睡了。
陈言酒醒后越想越不对劲，他怀疑陈白露刚刚的确在上海。 陈言给陈白露打电话问她在哪儿，陈白露躺在老作家的客房里，说我已经回北京了呀。 陈言说你刚才是不是真的来了上海，陈白露说是。 陈言就特别愧疚，挂了电话就回了北京。却发现大门紧锁。 他又问陈白露在哪儿，陈白露说我就在家呀。 这下陈言彻底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