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鉴于敌qíng的严重，一九四二年七月，华中局、军部曾几次来电，指出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以适应，主要内容是：
一、苏中斗争是长期的、南浦襄吉是长期的对手，你们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二年，一切取决于熬得过，撑持得住，只要能保持骨gān，即是极大胜利。
二、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敌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其它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去进行。
三、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武装挺袭与群众jiāo通破坏战，则起了积极作用，一团兵力左右的突击，亦须要打几次以振奋人心，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则不甚适宜。
对华中局、军部的指示，我们认真地作了研究，认为指示是要求我们对敌qíng作充分的估计，对形势作最坏的打算；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我回顾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当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熬过来了，撑持住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虽有相当的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劣势，我们在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上更有qiáng大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能够对全局作出较大的贡献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qíng缺乏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拚；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为此我们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认为对付敌人的“清剿”和“清乡”，的确比对付“扫dàng”更困难，但是敌人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或“清乡”，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敌人推迟或局部更改部署。我们要求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区、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敌占区，“清剿”、“清乡”区和非“清剿”、“清乡”区），力求把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的范围内，以利于全局的发展。由于我们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针xing问题，对艰苦坚持原地斗争和以后的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是第一、第六师合并。苏南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一九四一年八月，第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八旅陆续北撤到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一九四○年我军北渡长江后即在江都开展工作，huáng桥决战后，又派人进入高邮、宝应两县，苏中区党委成立后，派惠浴宇等同志去开辟、建设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第十八旅到达后，决定由第十八旅经营第一分区，把这里作为恢复和发展苏南的出发地和后方基地。一九四二年三月正式成立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中共苏中第一地委。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同志任第一师政委。但是，谭震林同志未曾到职，后调军部另有任用。这时，苏南的丹（阳）北地区和澄（江yīn）（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也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在长江以南、京沪铁路以北分别成立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地委书记金柯，和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地委书记钱敏。一九四二年苏中部队统一整编，为加qiáng苏南工作，经华中局、军部决定于十二月派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率第二旅第四团、教导队及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二千人渡江南下，在溧阳地区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师，合编成一个旅，番号仍用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一九四二年十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我任师长兼政委。
综观一九四二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dàng”，四五百人的小“扫dàng”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dàng”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六月到十一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四十九处，使苏中区敌伪据点增加到三百三十九处，增修公路十九条，全长四百五十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部分中心区变成游击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保持着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开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