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感到一阵恶心，不禁打了个寒战。尽管她嫁给了一位医生，但一谈到血和内脏，她就觉得心里难受。
“你是说他是被谋杀的？”斯蒂夫问道。
“我只是说我个人认为他不大像是自杀的，”凯文重复说，“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评判。”
雨蛙和蟋蟀的鸣声充满了整个夜晚，大家都在思考着凯文扰人的评论。“好了，我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盖尔-亚巴勒最后说道，“我认为他是因胆怯而自杀，我很同情阿琳娜和她的两个孩子。”
“我也是这样看的。”克莱尔-扬格说道。
又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最后斯蒂夫打破了沉寂，“你们两个怎么看？”他问道，眼睛看着对面的安吉拉和戴维。“你们觉得巴特莱特怎么样？你们过得愉快吗？”
戴维和安吉拉交换了一下眼色。戴维先开了腔，“我过得很愉快，”他说，“我喜欢这个城市。我既然已经成为佛综站的一员，我不担心医疗政治。我已经走进了一项艰巨的医疗实践，也许有点大艰巨了。我遇到了很多肿瘤病人，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也不想有太多的这种病人。”
“肿瘤是什么？”南茜-杨森问道。
凯文不相信地怒视了妻子一眼。“就是癌症，”他不屑地说道，“南茜，我的天，你连肿瘤也不懂！”
“对不起，”南茜同样恼怒地说。
“你遇到了几个肿瘤病人？”斯蒂夫问道。
戴维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让我想想，”他说，“约翰-塔洛得的是白血病，现在正在住院；还有玛丽-安-希勒得的是卵巢癌；乔纳森-埃金斯得的是前列腺癌；唐纳德-安德森据说是胰腺癌，但最后确诊为良性腺瘤。”
“我知道这个名字，”特伦特说，“那个病人接受过惠普尔疗法①。”
①惠普尔（1878-1926），美国病理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动物肝脏可用以治疗恶性贫血，与Minot和Murphy共获1934年诺贝尔医学奖。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盖尔讽刺地说。
“也只有四个病人嘛。”斯蒂夫说。
“还有呢，”戴维说，“我还遇到了桑德拉-哈希尔，她患的是黑瘤；还有玛乔里-克莱伯，得的是乳癌。”
“亏你都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克莱尔-扬格说道。
“这很容易，”戴维说，“我记得他们是因为我把他们都看成朋友。我定期给他们看病，因为他们患有多种疾病。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多种治疗方法。”
“好了，那问题在哪里？”克莱尔问道。
“问题是，我既然把他们看作朋友，并且负有为他们治疗的责任，我就担心他们会死于疾病，我会感到自己有责任。”
“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斯蒂夫说，“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去学肿瘤学。愿上帝保佑他们。我之所以学妇产科，因为一般说来，这是一种愉快的专业。”
“眼科也是这样。”凯文说。
“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安吉拉说，“我很理解那些学肿瘤学的人们。那些患有绝症的人很需要人们的帮助，能为他们治疗是一种安慰，是值得的。而在其他的许多专业中，你永远不会真正地知道你是否帮助了你的病人，但对肿瘤学来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我同玛乔里-克莱伯很熟，”盖尔-亚巴勒说，“她是我第二个孩子钱德勒的老师，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教学很有创造性。她用塑料飞机在挂图上移来移去，使学生们对拼写课很感兴趣。”
“她每次应约前来看病时，我都很高兴见到她。”戴维承认说。
“你的工作怎样？”南茜-扬森问安吉拉。
“再好不过啦，”安吉拉说，“科主任沃德利医生是位很好的指导老师；设备也是一流的。我们工作很忙，但一点也不枯燥。我们一个月要做500至1000个活组织检查，这是了不起的数字。我们能看到有趣的病理现象，因为巴特莱特医院是一个三级医疗中心。我们甚至有一个病毒实验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总之，工作很富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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