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信使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认识我?”他惊呼。
“认识,那些人也认识你。”
我摘下眼镜,卸去头巾,向门口使了个眼色,奥斯克、奥马尔和哈勒夫正好走进门来。托马慌了,眼光呆滞了一会儿,因为他认出我来了。然后,他大声叫唤:
“我要走,快离开!我还有急事。”
他一个箭步蹿到门口,但哈勒夫已经拽住他的衣领。
“你为什么这么快离开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个小不点可爱地问。
“因为有事。”
“我看,你是到这儿来的。这样吧,你是不是也带点东西到奥斯特罗姆察去?”
“好,是,不要拦我!”
“你也可以从我这儿带点东西去。”
“给谁?”
“我写给你看。”
“这是什么?”
“问候,只是一种问候。”
“我很愿意转达,不过现在就要放我!”
“这不行。你还得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写问候辞。”
“多久?”
“不久。我写友好的问候信不费事。我既不要纸,也不要墨水,因为我马上写在未加工的羊皮纸上。信使的工资马上付。我的铅笔在外面的牲口棚里,劳驾你跟我到外面走一趟,亲爱的托马。走吧!”
这位信使打量着这个小不点,不相信这个和平条约,但是哈勒夫特别友好,托马就跟着他出去了。奥马尔和奥斯克笑着跟了出去。我从我的位子上,通过敞开的窗户,几乎看得见整个院子。我看见四个人走了过去,消失在一扇门后面,门后肯定是牲口圈。圈门然后关上了。
不一会儿,我听到远处传来一种声音,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声音,是一条鞭子与人的皮肤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然后,门又开了。信使走了出来。他的行动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从他的脸色看出,他好像是在忍受一种被扰乱的灵魂上的宁静。他的步伐类似一只必须经常拄着拐杖走路的猩猩,膝盖向前弯曲,胸部佝在一起,头朝后仰。托马对他的戏剧性急转直下显然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并不注意四周,而是装成爱开玩笑的人的样子。他一瘸一拐地绕过拐角。
三个执法人马上来找我。
“他的命运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哈勒夫向我们解释说。他摸摸自己稀稀拉拉的胡须,露出一种特别满意的微笑。“这家伙看见你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本尼西?”
我说给他听了。
“啊,原来是一个无耻之徒!现在,他可能会把我委托他捎去的三十句真诚问候的话带到奥斯特罗姆察,在那儿向他愿意转达的人转达。”
“他反抗了吗?”
“他的情绪不坏,但是我一点也不讲情面地教训他,如果反抗,就打五十鞭。他自觉地躺到地上,只挨了三十鞭。他很聪明,选择了后者。不过,我担心这三十句问候话同样会损伤他的情绪,就像换了五十鞭一样。你同意吗,本尼西?”
“这次同意。”
“要是命运经常给我这种愉快,要是还遇到这类无赖,那就太好了!还有一些人,对他们,我打心底里愿意让他们在三十到五十鞭之间进行选择。但愿我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你的脚怎么样啦,本尼西?”
“不怎么样。奥马尔,你去看看城里有没有石膏,给我带五俄卡来。哈勒夫,你去找一桶水来,要能让我的脚伸得进去的。把我的袜子脱下来。”
现在,编筐人回来了,告诉我,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刑讯石”大夫。这位先生非常忙,不过马上就会来。
我谢谢他费了力,送给他一点烟叶,让他回家。
哈勒夫拿水来了。我看了看肿胀的脚,发现一处脱臼。幸好还不是全脱臼,我还可以自己调整关节,不过还是希望有医生在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错了,差点把脚伸进了冷水里。
医生终于来了。但是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欧洲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还不如说他是中国的邮差。他身材矮小,而且很胖。他的面颊光彩照人,像两个圣诞节的苹果。他小巧而又有点斜的眼睛透露出,他祖先的摇篮曾挂在蒙古包的撑杆上。在剪得光秃秃的头顶上,戴着一顶磨损了的老式非斯帽。他的额头很高,露在外面。他的长袍只能遮到膝盖,像个独一无二的、巨大的口袋,不论从哪面看,不论上、下、左、右、前、后看,都是鼓鼓的,足以容纳这位医生的流动药房。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那就是,在这位医疗艺术家身上,还挂着一个相当大的方筐,用带子吊在肩膀上。很可能这是装着宝贵医疗器械的容器。他穿着一双两层毡底的毛袜,脚和袜子一起套在拖鞋里,其用途是很大的。它看起来属于用形象语言描述的那种“两步跨过莱茵河”的袜子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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