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的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
人们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间一直未曾改元的年号“贞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贞观之治”被人们誉为理想时代。日本为了效仿,清和天皇时代也采用了同样的贞观(859—877)年号。根据收录太宗和臣子问答的《贞观政要》一书,似乎善政时代给人的印象比起实际要有所夸大。不言而喻,群雄争霸的隋末动乱之后,人民疲不堪。在这个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里,凡事都应小心翼翼。炀帝奢侈导致亡国,唐的早期统治者都看在眼里,因此谨慎是必然的。
炀帝大业二年(606),全国户数大约九百万,而唐太宗即位时据说不满三百万户。贞观之治因质朴刚健,在树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长。
《旧唐书》里有个著名的句子
——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全国没有关门的必要。因各地有粮食供给设施,所以说人们不需要在旅行中携带粮食。可以说太宗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上,即:不是用秦的严罚主义,而是以道德向上贯穿于社会教育。太宗亲自监督训练,因此军队训练严格,成绩良好的将士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如果军队强化了,军纪严明了,治安自然也会好转。
太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大危机。据说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后,突厥就进军到了长安附近。此时,负责边境警备的军队主力属于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门被杀,可想而知守卫国境的唐军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斗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里。乘此机会,突厥军一鼓作气南下。
突厥的颉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的便桥,离长安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将执失思力为军使,前去长安。根据正史记载,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仅带六骑就由玄武门直奔便桥。如果皇帝都奔了出来,后面自然会跟着大军。颉利可汗大惧,终于求和。太宗应允,即日返回宫殿。——这段话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可信。突厥十余万大军南下,据说当时长安能动员的军队不过区区三万。事实应该有异于正史的记述。根据一个史官的记录,李靖曾建议
——倾府库赂,以求和。
意思是献出国家的全部财产给突厥,让他们退去,这大概是事实。这一事实不时出现在正史中。《新唐书》中讲到,李靖击破突厥的时候,太宗说
——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如果对方因惧怕而退兵,无论怎样都用不到“耻”这样的字来形容。还有篡夺的事情也是这样,看来太宗总有粉饰事实的倾向。
仅仅三年后,唐就一雪前耻。唐为了国防仍在加强军队训练,而突厥却因异常气候导致连年雪害,牲畜大量死亡,并且可汗征税严苛也导致部下叛变,这就造成了突厥败北的主要原因。异常气候虽也给唐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太宗在各地设立了义仓用以救赈。没有储备的游牧民族在应付天候方面,要比农耕民族弱得多。唐军穷追猛打,生擒了颉利可汗,获得了大胜利。
3
突厥的颉利可汗做了俘虏是贞观四年(630)二月的事情。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受四夷首领推戴,被称为
——天可汗。
我认为这一刻是南北朝丰收硕果的终结。
秦始皇的伟业在于创立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不过,他建起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备匈奴,想法还没达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地步。汉代因匈奴分裂,后期虽也有单于入朝,但仍然画了一条分界线。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民族进入华北,产生了像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思想,也产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的所有人不问人种民族都应统一迈向最高文明水准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实行。北周修正了过度的实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过对鲜卑系皇室的汉化,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向融合相邻民族的方向迈进。如果要反方向来做,那是极难的。
李渊在太原举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这受到了后世史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李渊是汉族。倘若李渊真如所言是鲜卑族大野氏,向突厥借兵之举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分散在塞外草原的各部族来说,像这样相互借兵是常有的事情。借兵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草原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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