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床上的人大约已睡熟了，屋内安静得悄无声息。
微信蹦出来一条昨天晚上的消息，来自沉寂许久的三人家庭群，李芸分享了一连串的推送，都是编制考试相关的消息。
直到半夜，邬裕民发了三个大拇指的表情，试图迟到地补上一点参与感，就像他在邬昀的成长过程中所做的一样。
邬昀在心里冷笑一声，摁灭了屏幕。
抑郁症并不意味着永不间断的低落与绝望，在发作期以外，一些特殊的时间段里，他偶尔也能像正常人一样，感觉到片刻的轻松，甚至一瞬间的愉悦，比如遇见夏羲和之后，这短暂的几天时光。
但这份难得的放松实在太过脆弱了，就像一只肥皂泡，只需要轻轻一戳，所有的假象都在一瞬间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幸福过后愈发鲜明的痛苦。
这些年里，邬昀尽可能地避免和父母联系。他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经济独立，就算是脱离了原生家庭，与压抑的少年时期彻底作别。
然而其他感情都可以从主观上切断，或是寻找替代品，唯有亲情，是生来就和血脉连接在一起、无法选择的羁绊。
小时候，李芸总是对邬昀说，他要懂得珍惜，像他这样的家庭条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拥有。
那时候的邬昀深信不疑，比起那些被父母打骂甚至虐待，或是穷困潦倒、饭都吃不饱的孩子来说，他的确幸福太多了。
然而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想，如果父母真的罪大恶极，他倒完全可以头也不回，走得洒脱。
偏偏他们卡在中间，爱他，却用着错误的方式，伤害他，却又恶毒得不够彻底。
邬昀想起小时候，每当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令他感到痛苦又无措时，他就会锁上房间门，幻想此刻假如自己突然死了，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邬裕民终于情愿从繁忙的案件中抽出身来，看他儿子最后一眼。
李芸则在哭天抢地，对自己的丈夫又打又骂，恨不得死的是他。
但最终，他们还是并排站在一起，两个中年人一夜白头，像一对风烛残年的老人，无尽悲痛的泪水将眼眶染得通红。
那时候，每每想到这里，年幼的邬昀就会感到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感。
后来他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曾有过同样的假设，据说这是东亚小孩对死亡的顶级幻想。
后来长大了一些，邬昀变得更懂事，也少了少不更事时的勇气。他不再轻易地思考结束生命，因为想得越多，他就越忍不住想付诸行动。
数不清多少次，他真切地希望那些科幻电影的内容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有一个来自其他时空的邬昀将他完全取代，这样他就可以毫无负担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惜生活不是电影，邬昀还是这样跌跌撞撞地长大，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不至于再轻易同无法改变的现实置气。
但也恰恰因为他已经长大，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地挣脱情感的枷锁，自由地决定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邬昀打开票务软件，搜索回家的航班。
临近起飞的几班机票已恢复原价，昂贵得堪比出国，但邬昀早已不在乎这些，毫不犹豫地预订了最近的一趟航班。
从祖国的西边到东边，将近四千公里的距离，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来时有多么迫不及待，此刻就有多么归心似箭。
操作完毕，手机刚刚熄屏，身旁便响起熟悉的声音：“醒了？”
“嗯，”邬昀答应了一声，问，“吵着你了？不好意思。”
“没有，我这几天进山起得早，生物钟有点变了，”夏羲和原本清亮的声线比平日里喑哑几分，带着点刚刚睡醒的鼻音，“你呢，睡够了？”
“还行吧，”邬昀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开门见山，“家里催我回去，我买了机票，明天下午飞，上午跟大家告个别，这两天麻烦你了。”
夏羲和没有立刻接话。
不知道为什么，在眼前这片无声的黑暗里，邬昀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直跳。
“没看出来你这么听家里的话呢。”半晌，夏羲和说。
邬昀没明白他的意思，一时间没开口。
“这是打算甩掉我这个多管闲事的，”对方接着道，“回家再另找个没人的湖？”
邬昀的手指蓦地一松，手机“哐”地一声砸在地板上。
黑暗的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
“我没有嫌你多管闲事，相反，我非常感谢你对我做的一切，这让我感觉很温暖，”半晌，邬昀语气认真地开了口，“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些温暖不足以覆盖我巨大的痛苦，这不是你的错。”
“那是因为你现在处于情绪低谷期，”夏羲和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昨天你妈妈的电话刺激了你，对吧？”
邬昀没有否认，而是就着他的前半句话，说：“绝大多数时间，我都处于这样的状态里。”
“但并不代表这就一定会成为你人生的常态，就像南方的这个时候，雨一下起来就是十天半个月，但那里并不是终年只有雨，等梅雨季过去，天就会放晴。”
停顿了一下，夏羲和接着说，“邬昀，你还记得我说的吗？你的名字里有晴也有雨，你的人生也是一样。”
“可这场雨对我来说不止十天半个月，它持续了很多年，我浑身上下都已经被浇透、腐蚀、溃烂了，”邬昀的语气很平静，“或许很久之后的某一天，雨的确会停，但我等了太多年，等得太疼、太累，真的没力气再等下去了。”
“我说过，你以前度过雨季的方法存在问题，”夏羲和说，“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建议，重新打好伞，穿好雨衣，也许雨很快就会停。”
“抑郁症发作三次就意味着终生无法痊愈，即便不算那些情绪低谷，只统计重度发作，我也已经是第三次了，”邬昀说，“医疗上常常讲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一个身患绝症、苦不堪言的患者，国内会采取临终关怀手段，国外甚至会给予安乐死。我没法祈求这些，只希望你能尊重我决定自己人生走向的权利。”
“如果你真的病入膏肓、药石无医，我绝对不会阻拦你，但你现在并没有身患绝症，所谓的‘三次发作’只是统计学上的平均数，不代表没有特例，事实上我就见证过很多发作三次甚至以上的患者最终痊愈并且完全停药，后来生活得比正常人还要积极、乐观。”
夏羲和说，“你和他们一样，想结束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痛苦。那么能不能最后相信一次，我有帮助你结束痛苦的能力？”
邬昀无声地叹了口气。
他多想相信夏羲和，可是太晚了。
他们相遇得太晚了，邬昀已经不剩下几分心力与勇气，不要说是结束痛苦，他甚至不敢再一次选择相信。
“可我不是你的患者，只是个萍水相逢的路人而已。夏羲和，你没得过这种病，做不到真正的感同身受，也没有资格高高在上地试图挽救我。”邬昀说，“你救了我一次，救不了我第二次，因为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些话有一部分是违心的，邬昀在说出口的过程中已经感到很难过。他发自内心地不愿这样评价夏羲和，因为夏羲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给过他温暖的人，于情于理，他都不该对他出言不逊。
然而别无他法，既然去意已决，邬昀就应该留给夏羲和自私、顽固、无可救药的印象，以免对方良心不安，日后想起自己时感到自责。
也许他应该把话说得更决绝一些，但他实在说不出口了。即使是假装，他也做不到肆无忌惮地伤害夏羲和这样一个善良而美好的人。
夏羲和果然陷入了沉默。
就在邬昀几乎以为他被打动了时，他忽然开了口：“你之前问我为什么会选择精神病学，我没有告诉你全部的原因，不是刻意隐瞒，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害怕刺激到你。”
“在医院待了那么多年，生离死别我见得太多了，我也不是什么圣母，”夏羲和接着说，“之所以百般挽留，医者仁心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