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不踏实。后来总做噩梦睡不好，觉得对不起死者……又不是我杀的何必呢。来向死者谢罪。”
偷瞄朱检察官神色。他摩挲着下巴认真聆听，看不出是否采信老人说辞。虽不确定检察官想法，但直觉老人在撒谎。
若非凶手，根本没必要弃尸。完成那种费力事的动机也不充分。
尸体比想象沉重，加上心理压力，普通人就算起意弃尸也多半半途而废。
即便杀人犯也普遍供述处理尸体最费力。既耗体力又怕运输途中被目击或留下监控痕迹。
我询问朱检察官应该已确认过的信息：“老人家身高体重？”
“一米七，六十公斤。”
“死者超过一米八。确定独自完成的？”
“用推车搬运没那么费劲。我力气比看起来大，干了一辈子体力活。”
“怎么装进推车的？”
“把推车手柄朝上抵墙斜放，将尸体推进去。再压下手柄当杠杆就装进去了。”
“怎么上车？”
“有装货滑板。旅馆重物多，专门备的。”
“为什么选市场弃尸？”
“方便早点被人发现。”
搬运方法和弃尸地点都算合理。既然不是凶手，自然不怕尸体早被发现。
我偏头继续追问：“当时戴口罩、手套或帽子了吗？”
故意列举三种物品。
现场发现过一只被雨水浸湿的手套。因雨水冲刷无法提取DNA确认是否凶手所有，但好奇证词会否出现手套。
“没有。徒手处理的。”
“那样不辛苦吗？”
抛出诱导性问题。若老人真是弃尸者，必然该提及却尚未提到的关键细节。
“下雨是挺辛苦。”
老人给出了标准答案。我慢慢靠上椅背。
难道证词全是真的？正动摇时，始终沉默的朱检察官首次发问：“老人家年轻时做什么工作？”
老人枯萎的眼珠突然泛起光彩，挺直腰杆用压抑着自豪的声音回答：“我啊，是退休矿工。”
皮肤上窜过细小的战栗。无意识抿紧的嘴唇微微发颤，衬衫下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
朱检察官给过我的测试。
梧松公寓朴奶奶锥杀案。
当时我认为自首者非真凶的推理案件中，自首者也是矿工出身的老爷爷。
转头与朱检察官对视时，他的瞳孔比老人更亮。他不动声色地对老人说：“起诉不可避免。尸体遗弃罪不能不起诉。”
“没关系。”
“还要用测谎仪。同意吗？”
“带了证据来还要测？”
老人弯腰从带来的购物袋取出毛毯。带着证据来自首的情况实属罕见。
“裹尸体的毯子。”
“李主任，请卢书记官送科学搜查部。高丽人DNA结果还留存着可以比对。”
“是，检察官。”
“你先做笔录。我去申请拘捕令。”
“明白。那个……老爷爷先到外间吧。要喝速溶咖啡吗？”
“那多谢了。”
将老人安顿在我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返回里间时紧紧关上门。
正站在角落泡咖啡，朱检察官的叹息贴上后背。数月来频繁挨骂已练就条件反射，我主动替他省去开口的麻烦：“毕竟是老人家，泡杯咖啡也没什么。”
“对弃尸犯？”
“又不是被捕是自首。又不是杀人犯。”
“也可能是凶手。”
“给一米八的人喂千倍致死量的冰毒？”
搅拌着褐色液体溶解表面颗粒，头也不回地问：“检察官相信老爷爷的供词吗？”
“不。”
回答干脆利落。
“李主任信？”
“不信。”
“要是信了我会失望。”
身后的气息突然逼近，温热手掌毫无预兆扣住我侧腰。险些打翻咖啡，慌忙稳住手腕。
朱检察官若无其事地下令。弯腰时衬衫下摆擦过耳廓的声音和耳语一样隐秘：“笔录走个形式。我去查这老人的子女。”
“是，检察官。”
应答时薄唇下的毛细血管突突跳动。
为什么非要搂腰？明明问过是否介意共吸一支烟，搂腰却毫不在意？独处时也对宋组长这样？
但……总觉得不会对宋河那组长这样。
“会以弃尸罪起诉。高龄且非直接凶手，刑期不会长。表现好很快能假释。”
“起诉？”
大吃一惊。测谎都没做，审讯才刚开始就决定起诉实在反常。想到吴子贤案最终不起诉的处理，首次对朱泰善的敬意产生裂痕。
这感觉如同将朱检察官映照在裂成两半的镜子里。我敬仰的他与不信供词却执意起诉的他，分裂成无法重合的两个影像。
“您明明不信供词。”
“李主任，知道为什么我们不信老人供词吗？”
“因为……”
“因为我们怀疑朴奶奶锥杀案的自首者。若不怀疑那个案子，再来个矿工也不会动摇。
所以这只是主观臆测。无法客观看待吗？”
“……”
“毛毯会检出金某DNA。否则真凶没必要指使老人来。本人供认弃尸并提交证物，不得不起诉。客观上有罪。”
听完发现朱检察官句句在理。面对证据确凿的自首者，仅因主观怀疑就不起诉，在检察厅结案率管理体系下近乎不可能。”毛毯上肯定会检出高丽人金某的DNA。否则真凶没必要指使老人过来。既然本人供认弃尸并提交证物，就不得不起诉。客观上已经构成犯罪。”
听完发现朱检察官句句在理。面对证据确凿的自首者，仅因主观怀疑就不起诉，在检察厅结案率管理体系下近乎不可能。除非几天内抓获真凶，或者更高层介入案件操纵。
“我也该趁机提升下业绩了。高丽人非正常死亡案拖着不处理，被一部部长骂得狗血淋头。”
“……那测谎仪呢？”
“那是为了验证李主任和我的直觉。就像你说的，为了获得追查物证的动力。反正测谎结果在法庭上也没有证据效力，何必较真？”
“那位老爷爷体型瘦小。高丽人金某体重超过八十公斤。就算用推车搬运也说不通。何况没理由替别人弃尸。如果毛毯真检出DNA，说明另有真凶，老人不过是顶罪或至少是共犯。”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案子我比李主任想得深多了。”
“……”
“而且老人不是共犯。真凶另有其人。”
朱检察官毫不犹豫推翻了我的假设。
若是共犯至少算共同犯罪。但若真凶逍遥法外，指使老人顶罪，等于让无辜老人坐牢。
虽然无法理解朱检察官明知真凶存在仍坚持起诉的决定，但明白现实无奈，只能面无表情地追问：“对真凶……您有怀疑对象吗？”
“这个嘛……你说呢。”
见他又要打哑谜，我抿紧嘴唇。没想到下一个问题完全超出预期。
“李主任今晚有约会吗？”
“突然问这个……”
“就问今晚有没有约会。回答。”
“我都说过多少次没有恋……”
“那和我约。”
正在搅拌早已溶解的咖啡颗粒的手突然僵住。朱检察官拉开几乎贴在一起的身体说道：“难得让李主任准时下班。七点一起走。”
检察厅规定的下班时间是六点。本想纠正，但想到调来检察官办公室后从未在八点前离开，姑且算作准时下班吧。
『约晚饭干嘛用这种说法。』强压心跳走出去，将纸杯放在老人面前时，用手背贴了贴发烫的脸颊和颈窝。难道是感冒了，莫名有些低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