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五年级了应该没问题。孩子们可能反而因父母晚归兴奋。那个年纪也能自己准备饭菜了。”
“也是。反正不是外宿。”
“嫌疑人没认罪。证据这么确凿的情况下。”
“警方做了测谎……嫌疑人否认作案的结果显示真实反应。是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能骗过测谎仪。
“也可能是测谎问题设计得不好。”
“必须让他认罪。如果真是凶手。”
物证、口供、动机。
这三项准备越充分，检方胜诉概率越高。
动机明确时即使物证不足也能定罪，物证确凿时没有口供也能胜诉。但审判充满变数，很多法官脱离现实，所以三项都要尽可能完善。为了让罪犯不逍遥法外。所以上午朱检察官才坚持要核对胶带断面。
“但杀害兄妹的手法不同。大儿子被刀刺死，小女儿是枕头窒息。还开了电热毯。”
“电热毯调到50度，像是故意干扰死亡时间推断。实际推断的时间范围确实过宽。”
“可为什么对两个孩子用不同手法？通常会用相同方式。”
“是啊。为什么区别对待兄妹俩。肯定有原因。”
我们陷入思考，但一时没有答案。
“要彻底理解案件，这可能是关键。”
“同意。翻动痕迹也很拙劣。不太像单纯的抢劫杀人。”
“警方以抢劫杀人意见移送……”
“可能不是。”
我们仔细检查了凌乱的翻动痕迹和两种杀人手法。有抢劫前科的人留下这么生疏的痕迹很反常。
这时卢书记官敲门探头：“本案受害者父母来了。要请他们改天再来吗？”
朱检察官摇头：“不用。请进来。”
我们将几乎看完的资料装回文件袋，起身迎接受害者父母。丈夫搀扶着泪流满面无法自持的妻子走进附属办公室。
资料显示这对夫妻都是四十多岁同龄人，但在工地工作的丈夫安东津看起来苍老许多。
像五十多岁，指甲和脖颈沾着黑色污垢。
母亲韩秀珍穿着陈旧褪色的短款羽绒服，撩着蓬乱的头发进来，肩膀倚着丈夫。受害者家属常会突然来访，我没有慌乱，主动上前迎接：“请这边坐。”
“好的，检察官。”
“我是调查官，旁边是朱泰善检察官。”
记不清是第几次这样说明。恨不能在衬衫别上名牌。
“啊，这样啊。您好，检察官。”
“刑事一部朱泰善检察官。”
安东津向我伸手，我下意识握了握。他又想和朱检察官握手，却被无视。朱检察官直接坐下切入正题。安东津尴尬地放下被拒绝的手臂。
“正准备联系你们来做笔录。”
“妻子有话要说。”
我仔细观察丈夫的表情举止。身旁的朱检察官看似不经意，实则敏锐地审视着两人。
失去孩子的父亲通常更冷静，但安东津格外面无表情。妻子韩秀珍费力睁开浮肿的眼皮开口：“请严惩李贤秀那个畜生，检察官。我们来就为说这个。杀了我两个心肝……好不容易养这么大……”
韩秀珍又泣不成声。面容憔悴苍白，肩膀因悲痛颤抖。丈夫只是抿紧嘴唇搂住妻子的手臂。
“您说的这些都可以作为法庭陈述。同意做笔录吗？”
朱检察官单刀直入。通常会等眼泪稍缓再问，但他讨厌例外、冷静的性格对受害者父母也不例外。韩秀珍接过我递的纸巾擦拭肿胀的眼角，点了点头。
“好。只要能严惩李贤秀那个畜生。”
“李组长，拿笔记电脑做笔录。”
“好的，检察官。”
丧子之痛永远无法习惯。我偷瞄夫妻背影，用眼神示意朱检察官温和些，但信号被立即拒绝。面对受害者父母，他一如既往。像审视嫌疑人般锐利地观察受害者家属。
那份彻底的客观与敏锐只在吴子贤面前失效。
说明他有多执着这个案子。朱检察官本是依据证据和陈述理性思考的人，但在“吴子贤是凶手“的假设前，任何逻辑都动摇不了他。
拿来笔记本电脑坐下后，韩秀珍擦着红肿的脸开口：“我和姐姐回家就发现孩子们都……”
“大概几点发现的？”
“晚上10点？11点？家里明显遭贼了，客厅乱七八糟，先去孩子房间看就……”
我们看过警方移送的口供，早知道这些。但受害者家属总希望检察官再确认一遍，所以耐心倾听。然后询问后续。
“发现孩子后您做了什么？”
“立刻报警叫救护车。消防员说已经死了一段时间。”
“联系丈夫了吗？”
“没有，当时太混乱……”“立刻报警叫救护车。消防员说已经死了一段时间。”
“联系丈夫了吗？”
“没有，当时太混乱……”
朱检察官的目光转向丈夫。
“安东津先生当时在哪里？”
“我在地方上工，检察官。”
“从几点开始？”
“下午五点。”
“几点从家出发的？”
“开车四点左右。当时妻子不在家没人作证……看着孩子们午睡才出来的。”
这次我向韩秀珍确认：“孩子们平时那个时间午睡吗？”
“嗯，两个孩子都爱睡觉。”
韩秀珍用微弱的气音回答。
丈夫四点从家出发。微妙的时间点。
电热毯调到50度导致死亡时间推断范围过宽。如果行凶后立即动身，这个时间勉强够完成杀人。
我快速记录着夫妻的陈述，继续追问韩秀珍：“据说因为确认死亡，急救员都没做心肺复苏。”
“是的。”
“您尝试过心肺复苏吗？”
“没有。我一看就知道没救了。”
“两个孩子都这么确定？”
“嗯。”
静听陈述的朱检察官突然开口，抛出了警方笔录里没有的问题：“为什么和姐姐一起回家？”
“太晚了。姐姐说要送我。”
“姐姐为什么不直接回去，还跟您进屋？”
“我请她喝杯咖啡。想着要是孩子爸回来也能打个招呼。检察官，李贤秀那畜生是看着我家孩子长大的啊。就为几个钱杀害朋友的孩子？我们三个是发小。求您一定要严惩。
”
朱检察官冷静回应：“这些话更适合对法官说。”
之后他又追问了几个细节。韩秀珍起初痛哭，后来渐渐平静下来描述情况。
安东津除了回答提问外，既不主动开口也不流露情绪。冷静得不像父亲，倒像隔壁邻居。
这个认知让我后颈泛起细密的刺痛。
“今天先到这里，有需要会再联系。”
“好的检察官。拜托您了。”
韩秀珍不断鞠躬，安东津沉默起身。
丧子之痛如何丈量？我送他们到办公室外，拦住又要鞠躬的她。
“不必拜托。调查是我们的本分。”
“谢谢您，调查官。请为我们孩子讨个公道。”
“请放心。路上小心。”
“说出来心里好受些。谢谢。”
她又鞠了几躬，才挽着丈夫走进冰冷的走廊。
如今回到家，再也没人能唤声“妈妈“了。看不见笑脸，抱不到温暖的小身体。想到这里，胸口像压着湿棉花。
姜宇成社长的两个儿子做笔录时也这样哭过吗？
自从周六起，那个素未谋面的家庭总浮现在脑海。虽有疑点，但看过二儿子的目击证词与锥子的DNA鉴定后，不得不接受父亲是凶手的事实。冰凉的负罪感顺着脊梁爬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