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突然少了个人，显得空荡荡的。早上没人陪你一起起床，晚上没人从后面抱住他说“老师我回来了”，餐桌对面是空的，沙发上也只有他一个人。
他这才意识到，原来短短一段时间，自己已经习惯了程砚的存在，习惯了他咋咋呼呼的动静，习惯了他吃饭时总要给自己夹菜，习惯了他晚上非要搂着自己睡。
沈予白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本书，却半天没翻一页，他想起程砚离开那天早上委屈巴巴的表情，想起他磨磨蹭蹭不肯走的样子。
他放下书，走到窗边。夜色深了，楼下路灯昏黄，偶尔有车辆驶过。不知道程砚现在在干什么？是在看案卷，还是已经睡了？公寓里冷不冷？他会不会又不好好吃饭？
越想，心里就越惦记。
沈予白回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已经写好的辞职信，他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装进信封。
其实这个决定，他考虑很久了。
从知道程砚接下张法官的案子，从意识到他们以后可能还会面临更多这种对立立场开始，他就在想这个问题。
他不想再跟程砚分开了，一次是迫不得已，两次、三次呢？难道每次他们接了立场对立的案子，就要分开住一段时间？更何况，他和程砚的关系，虽然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但难保以后不会公开，一旦公开，一个在检院，一个在律所，还是经常对上的那种，有心人想要做文章太容易了。
他不想给程砚添麻烦，也不想让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所以主动离开检院，是最好的选择。
沈予白把辞职信放进公文包，打算明天上班就交上去，这个案子结束后，他就正式离职。
第二天中午，沈予白在食堂碰见了温阑。两人打了饭坐到靠窗的位置，温阑一边扒拉菜一边说：“沈老师，张法官那案子快开庭了吧？”
“嗯，下周。”沈予白说。
“程砚那小子准备得怎么样？没偷懒吧？”温阑问。
“他很认真。”沈予白顿了顿，忽然开口，“温阑，这边，我打算辞职了。”
温阑筷子一顿，抬头看他：“辞职？为什么？”
“有些个人考虑。”沈予白说得很含蓄。
温阑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压低声音：“沈老师，您是不是……跟程砚在一起了？”
沈予白没否认，轻轻点了点头。
温阑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露出笑容：“真的啊？程砚那小子还真行！”很快他又收敛了笑容，认真地，“所以辞职是因为这个？怕以后不方便？”
“嗯。”沈予白说，“继续留在检院，以后难免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对我们不方便。”
温阑听完，重重点头：“我支持您。沈老师，您早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
沈予白笑了笑：“谢谢。”
“不过……”温阑凑近些，声音低了，“程砚知道吗？”
“还不知道。”沈予白说，“等这个案子结束，我亲自跟他说，你先别告诉他。”
“明白。”温阑比了个“ok”的手势，“不过沈老师，您真的想好了？检院这份工作，您做了这么多年……”
“想好了。”沈予白语气平静，“工作哪里都有，但人只有一个。”
温阑看着他，忽然觉得沈予白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具体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整个人更放松了，也更坚定了。
“沈老师，”温阑认真地说，“我真心替您高兴，那小子虽然有时候混账，但对您是真的上心。您以后好好过日子。”
沈予白点点头：“我会的。”
“他要是敢欺负您，您告诉我，我收拾他。”温阑又说。
“他不会的。”沈予白说，语气里是百分百的信任。
温阑看着他脸上那种自然而然的信赖，心里最后那点担心也放下了。他端起汤碗：“来，沈老师，以汤代酒，祝你们长长久久！”
沈予白笑着端起碗，跟他轻轻碰了一下。
等这个案子结束，他就可以亲口告诉程砚他的决定。
然后，他们就不用再分开了。
第58章 庭审
张法官受贿案开庭那天，法庭里坐了不少人。
除了家属和必要的媒体，旁听席上大多是圈内人，律师、法律学者，甚至还有几个退休的老法官。
大家心照不宣，这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什么悬念，但程砚的辩护还是让人好奇。毕竟“法庭魔术师”的名头不是白来的，谁都想看看，这种铁证如山的局面他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程砚坐在辩护席上整理材料，神色平静，看不出半点紧张，偶尔抬眼看向检控席，沈予白已经坐在那里，正低头翻阅卷宗，侧脸线条在法庭庄重的氛围里显得格外清冷。
九点半，审判长准时宣布开庭。
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沈予白代表检方宣读起诉书，声音平稳清晰，每一个指控都列举了相应的证据。旁听席上有人轻轻点头，这案子证据扎实得让人无从反驳。
轮到程砚发言时，所有人都提起了精神。
程砚站起身，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展开咄咄逼人的质询或程序挑战，“对于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辩护方没有异议。”
这话一出，旁听席起了些细微的骚动，没异议？那还辩什么？“法庭魔术师”这就认输了？
沈予白握着笔的手顿了顿，抬眼看向程砚。两人目光在空中短暂相接，程砚的眼神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种沈予白不太熟悉的温和。
“但是！”程砚话锋一转，“辩护方认为，在量刑上，有以下几个情节需要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他没有去纠缠证据链里那两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瑕疵，沈予白研究案子时就发现了，他相信程砚也一定看出来了，但程砚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第一，自首情节。”程砚翻开一份文件，“被告人张叁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向纪检监察部门投案，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
“第二，立功表现。”他继续道，“被告人不仅交代了自身问题，还提供了其他三名司法人员违纪违法的关键线索，目前相关部门已立案调查。这属于重大立功表现。”
旁听席安静下来，这些是事实，但通常在这种场合，辩护律师会更倾向于攻击检方证据，而不是老老实实承认事实只求量刑从宽。
程砚的声音在法庭里平稳地响着：“第三，关于犯罪动机和赃款去向，本案所有受贿款项，均有明确流向，全部用于支付妻子、子女的医疗费用，以及孙子高昂的康复治疗。辩护方提交了银行流水，医院票据等证据共四十七页，证实被告人未曾将任何一分钱用于个人享乐。”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合议庭成员：“法律惩罚犯罪，但也考量人性。被告人在接连失去三位至亲后，独自抚养患有孤独症的孙子，每月康复费用近三万元，这是他工资完全负担不起的。”
法庭里更静了。
“第四，”程砚的声音低了些，却更清晰，“被告人从事司法工作近四十年，此前从未有过任何违纪违法记录。同事评价、历年考核材料均显示，他曾是一位勤勉尽责、秉公执法的法官。本次犯罪，是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精神濒临崩溃下的错误选择。案发后，他深刻悔罪，卖了唯一的房产，主动退缴全部赃款。”
他合上手中的材料，看向审判席：“辩护方认为，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全部情节。检方建议量刑十年，未能充分考量上述因素。辩护方恳请合议庭，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量刑，并考虑适用缓刑的可能性。”
程砚坐下了。
没有激烈的交锋，没有程序上的纠缠，甚至没有一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的话。整个辩护意见清晰、克制，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